企业信用是企业立足于市场的基础，是企业实行交易、融资、吸引人才及从事其他商业行为的一种重要资源，信用好的企业在从事商业行为时会感到路路畅通，没有信用的企业则寸步难行。企业不讲信用不仅不利于企业本身的商业行为，也会损害债权人和投入者的利益，危害市场交易秩序，加大政府的监管成本。

企业信用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紧要包含资本信用和资产信用。

资本信用是指企业注册资本的价值。资本信用是企业的初始信用，是静态的、不变的。

资产信用是指企业资产的实际价值。资产信用是企业存续期间的信用，是动态的、变化的。

（一）企业信用的保护方式之一：“人”的协调与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人”的范畴应界定为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各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来源于单个自然人。企业信用的保护为何取决于企业治理结构中各利益主体的协调与平衡？原因有如下几点：

（1）是由企业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在商事行为中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是它毕竟不能象自然人一样考虑问题、处理事情，而是依赖于有自然人组成的机构，来做出决策。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企业机关人越有信用，企业越有信用；反之，上市企业机关成员缺少信用，也将直接导致上市企业缺少信用。

（2）企业的特点是社团性，即企业是否有信用，并不是单个成员起作用，而是多名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机关所做出的决策。这样的机关就是企业治理机关；这样的决策，就是企业治理。所谓有效的企业治理，应是企业经营的效率和有效监督的统一，显然，效率与监督是上市企业信用的基础。

（3）企业治理的目标与提高企业的信用关系密切。企业机关成员包含股东、董事、监事和经理，他们的行为利益与目标有两面性，一方面存在着使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自己行为。如果企业机关成员的行为不追逐企业利益的实现，甚至损害企业利益，必然导致企业失信。所以，企业缺乏良好的内部治理，其信用会成为空中楼阁。

由此可见，企业治理结构中利益主体协调与平衡表现为企业信用，反之，表现为不信用。各利益主体的协调与平衡即是企业治理。良好的企业治理必然提高企业的信用，企业治理的缺陷必然导致企业的失信行为，改善企业的治理将会有效地防范企业的失信行为。所以，改善企业的治理，也就是对企业信用的保护；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时企业信用的根基。基于上述讨论，有必要对企业治理及其完善关注。

（二）企业信用保护的方式之二：“资本”与“资产”的双重盾牌

企业的信用表现在履行义务与偿债能力上，显而易见，其偿债能力从根本上取决于“资”。“资”这一概念在我国传统企业法范畴中，往往被限定为“资本”。

“资本”确是资本维持、资本不变原则和法定资本制。共同构筑了资本信用制度和理念，培育了一代中国人质朴的资本信用意识，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信用标准，江平教授曾指出：“现在企业也就是以资本为信用的企业。因此，资本信用是资本企业的灵魂。”“从企业进展的历史来看，企业以什么作为其信用是企业类型的紧要划分标准，以资本做为信用的企业正是近现代进展起来的现代企业的最本质特征。”从立法到司法乃至整个企业法的学理，中国企业法都表现出鲜明的贯穿始终并协调一致的资本信用理念和法律制度体系。然而，在目前，此理念与法律制度受到重大挑战：首先，在资本制度上，认为应当废止法定资本制而改采授权资本制，降低企业成立的门槛。其次，对企业的资本制度本身提出质疑，认为静态的资本并不能确保企业的偿债能力，决定不了企业的信用，相反，企业的信用应当取决于动态变化的资产的信用，应当从资本的确定、维持、不变转向现有资产的结构解析、流向监控和合理性认定，从固态的原始财产金额转向现实的债务清偿能力或支付能力。

资本信用与资产信用是不相矛盾的，企业成立时应当继续坚持法定资本制，企业存续期间，企业信用应当取决于资产信用，理由如下：

1、采用法定资本制。

因为，任何一种企业资本制度只有依托在一定的社会信用基础上才能正常运行，而且两种资本制度对社会信用机制的需求度区别：

①法定资本制，实质上是通过制度本身的设计为债权人的债权提给一种合法预期，或在股东、企业、债权人之间建立一种信用机制。设计这种制度的目的就是在缺少社会信用机制的背景下使股东、企业、债权人之间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社会信用机制，其对社会信用机制需求度较低。

②授权资本制。实质上是把防范有限责任的危机配置给了企业债权人。有限责任危机是通过其他社会信用机制消解的。因此，授权资本制度对社会信用机制的需求度较高，在没有健全的社会信用机制时，这种制度难以运作。

③我国目前处于信用短缺的时代，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信用机制，如实行授权资本制，存在着企业股东利用企业人格欺诈债权人的巨大诱因。因此授权资本制若无健全的企业组织制度相配合，不仅无助于社会信用机制的生成，而且从某种角度讲，将会造成新的社会信用危机。因此，法定资本制依旧符合中国国情，只是应予以完善。

2、坚持法定资本制即资本信用的同时，兼采资产信用。

资本信用” 更多的是在企业设立之初意义尤为突现，资本是静止的符号，除增资或减资外，几乎不变，“法定资本制”对于信用短缺的时代中的企业说，更有利于企业信用的保护，如摒弃法定资本制，对“资本信用”不再予以重视的话，很可能从企业设立之初其信用度值得怀疑。

而且我国目前并没有确立“人格否认制度”，没有相应的事后救济，非常不利于债权人的权利保障。因此，在企业设立之初，其信用取决于资本信用，这也是我国目前国情之必然；在企业成立后，经营历程中，“资产信用”逐渐突现。因为企业的资产是一个动态的变量，随着企业经营的盈利或亏损，其资产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因此，在企业后来的经营历程中，再把固定的资本作为企业信用高低的标尺则有失妥当。

同时，企业资产对企业的信用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理由有：

第一、企业以股东有限责任和企业自身的独立责任为其根本法律特征，而所谓企业的独立责任恰是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负责，企业对外承担责任的范围取决于拥有的资产，而不取决于注册的资本。

第二、企业资产来源两个方面，其一即企业的资本；其二是对外的负债。企业赢利和资产的增值会使企业资产高于其负债，而企业的亏损和资产的贬值则会使企业的负债高于其资产，资不抵债状况由此产生，资产的动态性更能够反映出企业信用程度的高低，故而，在企业经营历程中，要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企业信用的保护应以“资本”与“资产”两面盾牌为基础。其中，在企业设立时，应坚持法定资本制；而在企业经营历程中，要以资产为信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