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支出是地方政权为行使其职能，对筹集的财政资金实行有计划的分配使用的总称。

地方财政总支出，体现政府的行为范围和方向，反映财政资金的分配关系。

财政总支出紧要包含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流动资金、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工业交通等部门的事业费、支援农村出产支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救济费、行政经营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

（1）基本建设支出是指地方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拨款，不包含地方预算外自筹的各种基本建设资金。

（2）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是指地方预算增拨各部门所属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

（3）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是指地方预算安排用于企业挖潜、革新、改造方面的资金。

（4）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是指地方预算用于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费医疗、体育、通讯和广播、地震、文物、计划生育等方面的事业费。

1.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49.7％、50.3％；34.3％、65.7％。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29.2％、70.8％；15.1％、84.9％。（注：从 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状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11.6％和14.3％；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4.79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备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状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经营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388.36亿元、670.56亿元和969.36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9.89％、22.43％和22.14％。行政经费的膨胀，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给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经营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 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含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紧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含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2.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进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 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 “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进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 “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3.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行为大量实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行为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行为的实行提给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行为大量实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2.99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7％，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2.5％。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171.78％。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进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含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含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4.区别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区别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区别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11.93％。此种状况直接导致区别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经营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 3.55％、5.32％、5.55％，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15.99 ％、14.86％、21.75％。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实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紧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区别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区别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区别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紧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备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政府作用实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区别，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紧要为社会提给难以按市场原则提给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给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给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状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实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进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2.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给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给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给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状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3.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紧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经营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含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4.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备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紧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进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进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进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进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备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含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含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紧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含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实行补助，以平衡区别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进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1]《中国财政年鉴》，中国财政杂志社，1997.

[2]《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新华出版社，1994.

[3]《湖北财政年鉴》，1988～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