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为了维持资本市场稳定、减少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降低银行系统信用危机和市场危机，推出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求。

第一，关于资本的组成。把银行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档。第一档核心资本包含股本和公开准备金,这部分至少占全部资本的50%;第二档附属资本包含未公开的准备金,资产重估准备金,普通准备金或呆帐准备金。

第二，关于危机加权的计算。协议订出对资产负债表上各种资产和各项表外科目的危机度量标准,并将资本与加权计算出来的危机挂钩,以评估银行资本所应具备的适当规模。

第三，关于标准比率的目标。协议要求银行经过5年过渡期逐步建立和调整所需的资本基础。到1992年底,银行的资本对危机加权化资产的标准比率为8%,其中核心资本率至少为4%。 巴塞尔协议的出台源于前联邦德国Herstatt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闭。这是两家著名的国际性银行。它们的倒闭使监管机构在惊愕之余开始全面审视拥有广泛国际业务的银行监管问题。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含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范，如1983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又称巴塞尔协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Accord）。这些规范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一致同意在规范时间内在十国集团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鉴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定和资本协议，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问世是巴塞尔委员会历史上又一项重大事件。核心原则是由巴塞尔委员会与一些非十国集团国家联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并已构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至此，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将管制理论运用到银行领域，并逐步取得了共识。他们认为，在追逐论、社会利益论及管制新论三种最有影响的管制理论当中， “捕获论”（The Capture Theory）将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视为博弈中的猫与鼠，最终是管制对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张放弃管制。这种理论显然忽视了社会公众能从管制中受益的事实； “管制新论”（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则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由于管制这一商品供求双方的数量函数难以确定，因而降低了这一理论的实践价值；只有“社会利益论”(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最具理论和实践意义。该理论将管制视为消除或减少市场 破产成本进而保护公众利益的手段，市场 破产成本根源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信息的不对称。与前两种理论明显区别的是，这种理论既找到了管制的依据，也明确了管制的意义和努力方向。

有必要对银行引入管制的原因在其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尽管Benton和Gilligen 等人在80年代初都论证过，银行业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规模经济，但多数金融学家都否认银行的自然垄断性质。从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来看，银行业务的特性决定了银行是一个高危机行业。其外部负效应不仅体现为债权债务链条的断裂，从而给工商企业和社会公众带来巨大损失。而且这些又反过来造成银行体系的混乱，并殃及社会的稳定；信息的不对称对银行而言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掩盖银行储备不足和资产质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丧失而 破产倒闭。银行困境的解脱取决于清偿能力尤其是流动性的大小。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做法一是资产变现，二是市场介入，但是这两种做法的劣势非常明显。除了要损失大量的交易费用之外，还要受到市场资金可供量的严格制约，从而产生巨大的市场危机。因此，各国中央银行一方面充当最终贷款人，在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对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则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对受损公众实行补偿。这类亡羊补牢式的举措都是立足于银行的外围，没有对银行的经营历程提出根本性要求，因而不仅未能有效地遏止银行的倒闭，反而可能增大了银行 破产的危机，故而遭到经济学家的批评。由于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最终贷款人通常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放贷）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商业银行一方面有通过增加高危机投入转嫁保险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有扩大债务依存度的冲动和便利， 破产危机因此不断累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才逐步将银行的监管从外围修补转到内部调控，并对影响银行危机的紧要因素实行详细的剖析。

Herstatt银行和富兰克林银行倒闭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这个协议极为简单，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

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

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

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比如明确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责任和监督权力，分行、子行和合资银行的清偿能力、流动性、外汇行为及其头寸各由哪方负责等，由此体现“监督必须充分”的监管原则。两个巴塞尔协议因此也就没有实质性差异：总体思路都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但是两者对清偿能力等监管内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各国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都是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充分监管的原则也就无从体现。

巴塞尔协议的实质性进步体现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该报告紧要有四部分内容：

1、资本的分类；

2、危机权重的计算标准；

3、1992年资本与资产的标准比例和过渡期的实施安排；

4、各国监管当局自由决定的范围。

体现协议核心思想的是前两项。首先是资本的分类，也就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对各类资本按照各自区别的特点实行明确地界定。其次是危机权重的计算标准，报告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区别，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危机档次。危机权重划分的目的是为衡量资本标准服务。有了危机权重，报告所确定的资本对危机资产8%（其中核心资本对危机资产的比重不低于4%）的标准目标比率才具备实实在在的意义。可见，《巴塞尔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范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巴塞尔报告》反映出报告制定者监管思想的根本转变。

首先是监管视角从银行体外转向银行体内。

此前的协议都注重如何为银行的稳定经营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强调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间的分工协作，对银行体本身尤其是对银行防范危机屏障的资本没有作出任何有实际意义和可行标准的要求。而《巴塞尔报告》则直指紧要矛盾和矛盾的紧要方面，从资本标准及资产危机两个方面对银行提出明确要求，从而解脱了监管当局劳而无获或收获甚微的尴尬；

其次，监管重心从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责权的分配转移到对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监控。

《巴塞尔报告》规范银行必须同时满足总资本和核心资本两个比例要求，总资本和核心资本都必须按明确给定的标准计量和补充。这既是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表明报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报告出台以前，各国虽然也对资本金规范了规模要求，但并没有对资本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规范，这使银行可以轻易地通过会计处理增加银行帐面资本金，并实际加大资产与负债的落差，进而加大银行的经营危机；此外，由于资本金的经营管理还处在原始的静态经营管理状态，无法形成根据资产和负债的性质及其变动相应调整的机制，因而使这种资本金经营管理形同虚设，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前协议的监管重心只能简单地放在监管责权的分配之上。

第三，注重资本金监管机制的建设。

资本金监管的生命力在于它突破了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建立了资本与危机两位一体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机制。这表明报告的制定者真正认识到资本是防范危机、弥补危机损失的防线，因而必须将其与危机的载体（即资产）有机相联。而资产的危机程度又与资产的性质相关。报告以区别的危机权重将区别危机的资产加以区分，使得同样规模的资产可以对应区别的资本量，或者说同样的资本量可以保障区别规模的资产。资本的保障能力随资产危机权重的区别而异，体现出报告的动态监管思想。针对以往银行通常以金融创新方式扩大表外业务以逃避资本监管的现象，报告认识到监管表外资产的必要，因而首次将表外资产纳入监管。由于当时表外业务的种类、规模及其破坏力有限，报告只能简单地将期限种类各异的表外资产套用表内资产的危机权数来确定其危机权重，并相应提出了资本充足性的要求。

第四，过渡期及各国当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报告真正认识到国际银行体系健全和稳定的重要，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必须统一。

这种安排则充分考虑到了银行的国别差异，以防止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

《巴塞尔报告》的推出意味着资产负债经营管理时代向危机经营管理时代过渡。由于监管思想的深刻、监经营管理念的新颖、考虑范围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式的科学合理，这个报告成了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监管准则。此后围绕银行监管产生的核心原则或补充规范等，都是在报告总体框架下对报告的补充和完善。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超越成员国政府的监管机构，发布的文件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各国的监管当局都愿意以报告的原则来约束本国的商业银行。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浪潮的涌动，金融领域的竞争尤其是跨国银行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使银行业务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银行经营的国内、国际环境及经营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行规避管制的水平和能力也大为提高。这使1988 年制定的《巴塞尔报告》难以解决银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新状况、新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巴塞尔委员会对报告实行了长时期、大面积的修改与补充。

第一，1991年11月，在认识到准备金对银行经营的重要性及其在区别条件下的性质差异后，重新详细定义了可计入银行资本用以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普通准备金与坏帐准备金，以确保用于弥补未来不确定损失的准备金计入附属资本，而将那些用于弥补已确认损失的准备金排除在外。

第二，初步认识到除OECD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存在国别危机之外，OECD成员国之间同样也存在国别危机，因而一改《巴塞尔报告》中对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均确定零主权危机权重这一极其简单化的衡量方式，于1994年6月重新规范对OECD成员国资产的危机权重，并调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韩国等国家的信用等级。

第三，作为金融快速国际化的反映，开始提升对市场危机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市场自由化速度的加快和国际银行业的迅速扩张，加上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国际金融市场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世界金融形势错综复杂；随着衍生金融品种及其交易规模的迅猛增长，银行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衍生品种的交易，或是以资产证券化和控股企业的形式来逃避资本金管制，并将信用危机转化为市场危机或操作危机，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交互影响也越发显著。这使巴塞尔委员会认识到，尽管《巴塞尔报告》的执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信用危机，但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的市场危机却经常发生。这说明仅靠资本充足率已不足以充分防范金融危机。最典型的案例是巴林银行。这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1993年底时远远超过8%， 1995年1月还被认为是安全的，但到2月末，这家老牌银行便宣告 破产。

鉴于这些状况，巴塞尔委员会在1995年4月对银行某些表外业务的危机权重实行了调整，并在 1 996年1月推出《资本协议关于市场危机的补充规范》。该规范认识到，市场危机是因市场价格波动而导致表内外头寸损失的危机，包含交易帐户中受到利率影响的各类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危机、银行的外汇危机和商品（如贵金属等）危机，它们同样需要计提资本金来实行约束。值得注意的是，《补充规范》已经改变了《巴塞尔报告》中将表外业务比照表内资产确定危机权重并相应计提资本金的简单做法，提出了两种计量危机的办法：标准计量法和内部模型计量法。标准计量法是将市场危机分解为利率危机、股票危机、外汇危机、商品危机和期权的价格危机，然后对各类危机分别实行计算并加总；内部模型法也就是基于银行内部VaR （Value-at- Risk）模型的计量方式，这是将借款人分为政府、银行、企业等多个类型，分别按照银行内部危机经营管理的计量模型来计算市场危机，然后根据危机权重的大小确定资本金的数量要求。内部模型法的推出是一大创新，引起了银行界的广泛关注。但鉴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所提出的计算方式又不够具体和完善，因而并未得到广泛运用，以至于银行对此法的运用还需满足诸如要有足够的高水平模型运用人员、要认真执行危机经营管理等等条件并得到监管当局的批准。

1997年7月全面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更是引发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危机的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从巴林银行、大和银行的倒闭到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人们看到，金融业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信用危机或市场危机等单一危机的问题，而是由信用危机、市场危机外加操作危机互相交织、共同作用造成的。1997年9 月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已经确立了全面危机经营管理的理念。该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银行监管7个方面的25条核心原则。尽管这个文件紧要解决监管原则问题，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监管办法和完整的计量模型，但它为此后巴塞尔协议的完善提给了一个具备实质性意义的监管框架，为新协议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宽广的空间。新协议所重头推出并具备开创性内容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及市场约束，都在《核心原则》中形成了雏形。

从进展历程来看，巴塞尔协议经历了一个内容不断更新、方式不断改进、思想不断成熟的深化历程。该协议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新旧分界点。学术界一般将1988 年的《巴塞尔报告》称为旧巴塞尔协议，将1999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称为新巴塞尔协议。其实，1988年的旧巴塞尔协议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后，已将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框架搭建就绪，因此才有了新巴塞尔协议第一稿。而2001年推出的两个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更直接就是对第一稿的充实与完善。因此本报告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为分水岭，此前的所谓旧巴塞尔协议实际上包含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及其后的补充规范和核心原则；而新巴塞尔协议则统指三个征求意见稿。

尽管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历经修改与补充，但学术界和银行界还是对其中的许多原则以及旧协议的市场适应性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首先是国家危机问题。

旧巴塞尔协议只是重新确定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资产危机权重，但对非 OECD成员国的危机权重歧视仍未解除。这一方面造成国与国之间巨大的危机权重差距（多为100％），这种差距不仅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存在，而且在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也存在，致使信用解析评判中的信用标准扭曲为国别标准；另一方面则容易对银行产生误导，使其对OECD成员国的不良资产放松警惕，而对非 OECD成员国的优质资产畏葸不前，从而减少银行的潜在收益，相应扩大银行的经营危机。此外，这一规范仍然因循静态经营管理理念，未能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信用变化。

其次是危机权重的灵活度问题。

这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危机权重歧视问题，且与国家危机权重歧视交织在一起。对于非OECD成员国对银行、政府超过一年的债权，对非公共部门的企业债权，无论其信用程度如何，危机权重均为100％；而由OECD成员国对金融机构担保的债权，则一律为20％。此外是危机权重的级次过于简单且不合理，仅有 0％、20％、50％、及100％等四个档次，没有充分考虑同类资产的信用差别，也就难以准确反映银行面临的真实危机。美国经济学家俄特曼（2001）根据美国非金融机构所发债券的数据，运用蒙特卡洛模拟实证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是对金融形势的适应性问题。

旧协议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表外业务的潜在危机，也提出了对照表内项目确定表外资产危机权重的做法，但随着金融新业务的推出和银行组织形式的更新，旧协议的涵盖范围和监管效果都难以让人满意。最典型的是银行资产证券化和银行持有债券，金融控股企业的广泛建立以及银行全能化等，由此不仅引发逃避或绕开资本金管束的问题，而且引发了信用危机以外的市场危机。

最后是全面危机经营管理问题。

旧协议已经在1997年形成了全面危机经营管理的理念和基本框架，但并未对其内容作详尽的阐释，更未提出切实、可行的方式，因而对于信用危机、市场危机和操作解析的全面经营管理还停留在理论上论证、方式上探索的阶段，至于这三类危机的计量应建立哪些模型、模型中应选择哪些参数，以及相应的资本金要求又如何设计等问题，几乎都没有涉及。此外，在旧协议中，银行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银行危机的产生紧要由借款人的危机引起，银行危机的规避取决于监管当局对其资本金计提方式和计提数量的监督，并不注重当事人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也没有对银行提出如何适应市场以及如何主动接受市场约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