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进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行为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行为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1、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2、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进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紧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3、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4、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进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任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等4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 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 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万两银子。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出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区别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历史上称雄中国商界的徽商，是怎样兴起的，又是因何衰落的？

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磁通极为方便，山货土特产品又极为丰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数午不归，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无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紧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式，改为商入在产盐地区呐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进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形成了盐、典、茶、木四大行业。除比，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徽菜，以及山杂南北货、京片百货等多种多样行业．对徽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无业不就。徽商经营方式也灵活多样，大体有这样五种：一是走贩（长途贩运）二是团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三是开张(广设店肆，开展竞争)，四是质剂(经营典当，权子母钱)，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也有前店后坊或设厂兼营直接出产的．如郑天镇、朱云治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织厂、汪长兮在房村制造曲蘖，都是一面出产，一面贩卖，合工商业于一身。

徽商资本，开始虽多由小本经营致富，但也有官僚资本参杂其中。商人家属已成显宦，享受特权明清都禁止官吏经商，但官僚家属不禁止，增殖资本；或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为营运．分得润余。明代以财富称雄的徽商，往往以钱财珍宝结纳权贵。如墨商罗小华，为明代权奸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的入幕之宾。富商吴养晦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20余万。如不勾结权贵，岂能欠下国家这笔巨款。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年之间，不仅使过去商人亏欠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旦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办辱好，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奕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象过去那样容易了。

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晶，敌不过外商用机器出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五、泥古于封建出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进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经济进展史表明，任何一个产业的进展都离不开文化因素。区别只是在于：产业层次越高，文化因素就越浓，文化对产业进展的作用就更大。商业作为第三次产业，是文化因素最易汇集、文化含量较高的产业，徽商的兴衰就对此作了历史的实证。可以认为，文化是徽商的“神”，而各种各样的商业行为只不过是徽商的“形”。在文化更为繁荣昌盛的今天，从文化层面解读徽商的兴衰，对于正确认识徽商精神，从历史借鉴中有选择地弘扬徽商精神，以进一步进展我们的现代经济，会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一、徽商的兴盛与徽文化的作用

在明清时期中国兴起的“十大商邦”中，徽商以“左儒右贾”的特色而区别于其他商帮，充分体现了徽商厚重的文化因素。中国的用词习惯是“左”重于“右”，我以为，用“左儒右贾”而不是“亦贾亦儒”来概括徽商的特色，可能更为确切、更为深刻，其确切与深刻之处在于：文化对徽商的兴盛具备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徽商的兴起而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是具备地域特色的“徽文化”。徽商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始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57 -1505年），而徽文化作为一种具备地域特色的文化，它的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比徽商的产生早近千年。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地区，古徽州的人口大多是在历史变故中迁来的中原地区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士族富户。如据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时，因避战乱而由中原迁入徽州的士族有程、鲍、俞、黄等十五氏；唐末黄巢起义(875-884)时，迁入徽州的士族有陆、陈、叶、孙等四十八氏；两宋之际、元末明初，更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至徽州定居。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丰富的文化，徽州地区的每个家族、每个村落，从一开始就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经过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诸多条件下，才孕育和造就出赫赫的徽商，徽文化对徽商的“神”和“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徽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体系：一是观念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地域文化。观念文化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它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又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封建理学的观念文化在徽州地区牢固地处于思想统治地位；制度文化是社会经营管理和政治层面的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基层，它的核心是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形式的宗法制度文化，徽州地区形成并保留着最完整、最有效的家族宗族乡族结构体系，世世代代维系和控制着徽州人的思想和行为；地域文化是劳动人民历史地创造的乡土文化，但徽州的地域文化却是层次很高的乡土文化，扬名于世的就有徽剧、徽菜、徽派建筑、徽州朴学、徽州版画、徽州篆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洋洋大观，光彩夺目。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在古徽州地区根基很深，又密切联系，从区别层面推动徽商的繁荣进展。

观念文化从思想理念的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进展。古徽州地区的一个特殊条件是人多地少，这里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在晋末、唐末和北宋末期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徽州地区人口猛增，导致耕地不足、粮食短缺，在人口的重压下只得外出经商图生，是产生徽商的最初动因。徽州地区儒风甚茂，受封建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州人仍然崇尚业儒进仕、扬名显宗，所以，徽州地区书院甚多，明清时期考取进士、状元的徽州人屡为安徽之冠。读书做官固然很好，但成功者毕竟只有少数人，而经商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因而大多数徽州人便“弛儒而张贾”，经商便渐成风气，形成“徽人什六七从商”的局面。不过，他们在经商历程中，总以多种方式与封建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徽州盐商更是依靠封建朝廷授予的特权而大发暴利，出现了一批“红顶商人”；他们在经商获利后，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又“宁弛贾而张儒”，利用雄厚的资财，重振儒业。在儒、贾两个方面，徽人“一弛一张，迭为相用”，不是力图从贾成富，就是追求业儒为官，官与商互助，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这正是商业集团取得成功的社会政治条件。在从商历程中，徽商更以儒商为荣，他们笃信“生财大有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 （《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仁心为质，和合为用，程朱理学的价值观、义利观渐成徽商的经营理念。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从观念文化层面对徽商繁荣进展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制度文化从家族和社会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进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着“双重统治格局”的制度体系，即封建朝廷的上层统治和基层组织的社会统治，亦即 “国”与“家”的统治，两者的统治通过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深层次上的联系而牢固地连接起来，史学界称之为“家国同构”。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统治体系的基础，是家族宗族乡族严密而有序的组织，这在古徽州地区表现得最为充分。从中原迁来的每一户土族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进展、举族兴旺，乃以家谱、宗祠、祭祀等多种形式维系着家族的精神与文化联系，各姓氏、各门户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进取性。往往是，一人从商，族人跟进，一人有难，全族相助。宗族中的每一户人家，都以家族为重，以从商的业绩光耀门户，为族人争光；而族人又以经商富户为楷模，鞭策子孙，努力奋进。徽州的商人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表现出很强的团队精神，所以，他们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镇和商埠从商，不仅站稳脚跟，而且能蓬勃进展，形成气候。他们联合宗族势力在许多城市建立富丽堂皇的会馆，就是历史的见证，可以说，这种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对徽商繁荣进展的巨大作用，是中国的其他商帮难以相比的。

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从个人素质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进展。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重从书本中去学习经商技能，又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提高，非常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也是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所培育的。徽州商人在幼年时期大多在由宗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受过启蒙教育，成人后已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而走向商海；许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学信徒、诗画戏曲爱好者或文物方面的收藏家，更有一些商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他们经商致富后，更加热衷于乡土文化建设，在家乡投入办学、刻书、藏书、建戏班、办文会，给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商，而徽商的进展又为徽州地域文化的繁荣提给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浓郁的地域文化熏陶下，徽州商人的个人文化素质比较高，对徽商繁荣进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二、徽商的衰落与徽文化的局限

从明中叶到清朝嘉庆年间，徽商雄飞中国商界300余年，清道光以后则逐渐趋于衰落。徽商的衰落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与徽文化的局限性也有密切的关系。

徽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它固然有历史的贡献，也必然有历史的局限。深入研究徽文化的三大构成体系可以看出，徽文化的历史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从观念文化而言，程朱理学是徽文化的核心，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近代社会时，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思想理论，仍顽固地维护走向衰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观念，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思想桎梏。其次，从制度文化而言，家族宗族土族体系是封建社会基层制度的组织体系，在基层社会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近代社会时，家族宗族乡族的落后性也就日渐显现，成为社会进步的制度锁链。第三，从地域文化而言，尽管同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的性质区别，其功能与作用也不因社会制度的变化而丧失，但在科技进展和社会进步的条件下，其功能与作用必然会受到很大限制，有的只有历史价值而完全没有应用价值。徽文化孕育着徽商，从深层次推进徽商的繁荣进展；同样，徽文化的这些局限性也束缚着徽商，在社会进步和制度变革的历史潮流中，成为导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

受观念文化的影响，徽州商人在社会进步的条件下，仍然背负封建理学的思想包袱，当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时，许多人仍将故里理学的义利观继续视为商业成功之道，固守传统的经营理念，依附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没有将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老路，仍将大量的商业利润流向进贡官府、购置土地、奢侈消费乃至建祠堂、修坟墓、叙族谱等方面，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仍然充当坚定的封建制度卫士，当封建制度的大厦摇摇欲堕时，他们也就祸及自身，最后只得 破产衰败。比如，作为徽商支柱的盐业垄断权在道光年间被朝廷剥夺，就注定了徽商作为封建商帮的衰落。沿海地区的一些大商人就注意到把商业利润转向产业资本，投入、兴办近代企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与安徽毗邻的浙东宁波商帮、苏南洞庭商帮就能在社会转型时期适时调整资本投向，成为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可以说，受观念文化局限性的束缚，徽商在历史转变关头丧失了进展机遇，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受制度文化的影响，徽州商人极力维护家族宗族乡族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格局，既限制了他们的进展力量，又分割了他们的商业利润，在社会进步的条件下也就必然会走向衰落。徽商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商人之间“相亲相助”，对于化解危机、开拓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徽州商人却长期固守家族宗族乡族的狭隘联系，单凭一家一族经营，就限制了自己的进展力量，在市场竞争中难免处于不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徽商的企业形式还是一种落后的家族组织形式，家族宗族乡族之间的商业关系只处于“联谊”状况，没有跨过资本联结这个“坎”，大量的商业利润不是转向产业资本，而是流向家族宗族乡族的消费性投入方面，并且以此为荣，代代相继，从而严重地消解了资本增值能力。还有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受家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为维护家族下一代的门户平等和子孙兴旺，徽州上一代商人艰辛创业所积累的资本，往往是向子孙均分遗产，将家族的整体资金分割为零散资金。如明清之际的徽州休宁商人汪正科，将经商30余年所积资本购置田地、山场后，让子孙拈阄均分（见《汪氏阉书》，现藏安师大图书馆）。遗产均分制分散了徽商的商业资本，与资本主义的积累走势完全相反。可见，以家族宗族乡族为核心的徽州制度文化的影响，必然会加速徽商的衰落与消亡。

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徽商的行为理念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越来越落伍于时代进步的潮流，也是导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以徽剧、徽州建筑、徽州版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理学等为代表的徽州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具备鲜明的地方特色。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进展，这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应该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积极因素，加以改造和提升，才能具备时代的新活力，为社会进展和时代进步服务。比如徽剧就是因为进京后吸取其他剧种的新因素而改造为京剧，已成为国粹而经久不衰，深受国内外人民群众的喜爱。但是，其他门类的地域文化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徽商是地域文化建设的投入者，他们为故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自豪，热衷于设义学、办书院、建试馆，“好儒而贾”，但他们所好之“儒”，却是日渐落后之“儒”、排斥先进文化之“儒”，在义学、书院里培育出来的后代，也是满脑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的后代，他们难以应对时代进展对徽商的挑战，不能担当扭转徽商衰落的大任。加上其他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因素，徽商的衰落也就具备必然性。

三、历史的启迪：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

徽商的兴与文化相通，徽商的衰又与文化相关，徽商从兴到衰的历史表明，徽商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所包含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地域乡土文化，在徽州商人身上融为一体，相互影响，是徽商的“神”。这种文化现象又是以儒家思想和封建理学为核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必然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在徽商处于上升时期，文化的精华因素起主导作用，在徽商处于下落时期，文化的糟粕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如果认为文化是徽商的“神”、各种商业行为只是徽商的 “形”的话，那么，它给我们的历史启迪是：商业不只是利润，更重要的是文化；任何商业集团都应该着力充实文化因素，特别是要不断地吸收先进文化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具备时代风格和安徽特色的“新徽商”，必须以先进文化充实和提升徽商的“神”，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

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徽商文化的精华，剔除徽商文化的糟粕，将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徽商精神”发扬光大。研究徽商的大量文献对“徽商精神”都作过概括，但我以为，真正的“徽商精神”应该是“徽骆驼精神”。明清早期的徽州商人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敢于闯天下，把生意做到大半个中国乃至东南地区，就是在于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磨，他们在商业竞争中“一贾不利两贾，两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见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诰村淑人行状》），从而将商业由小做大、由弱做强。这种如骆驼般的自强不息、负重进取的精神，是一种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那些封建理学的保守性、封闭性和自私性，以及亦贾亦官、以官通贾、以贾求官的行为观念，都应作为糟粕而要唾弃。因此，不能以怀旧的心态评价徽商，也不能不加区别地提出弘扬徽商精神，而要去其糟粕，弘扬精华，发扬光大徽商精神中的精华———徽骆驼精神，才可能重振昂扬向上的徽商雄风，构建新时代的“新徽商”。

其次，在文化多样化的新时代，既要积极吸取先进文化因素，又要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因素，以提升商业文化的品质为主线，培育和增强“新徽商”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商业不是制造业，提高商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因素比技术因素更为重要。商业企业固然要引进先进技术，改进经营方式、提高服务效率，但更重要的是应积极吸取先进文化因素，将提升商业文化品质作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线，在企业与顾客之间、经理人员与职员之间，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人文关怀。当前，制造业的经营战略已由市场占有率上升优先战略转向出产率上升优先战略，商业企业的经营战略也应该由利润增长优先战略转向文化提升优先战略。实际上，徽商的许多经营之道，就渗透着浓郁的文化品味。在文化繁荣和进步的新时代，积极吸取先进文化因素提升商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更具备必要性。另一方面，商业作为服务业，是多种文化因素易于汇集的行业，也是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容易藏污纳垢的行业，在文化多样化的新时代，抵制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对商业的侵蚀，也就更具备紧迫性。历史上徽商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的慢慢侵蚀。因此，接受历史的教训，适应时代的要求，积极吸收先进文化因素，坚决地抵制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应成为构建“新徽商”的时代课题。

第三，在先进文化蓬勃进展的新时代，“新徽商”的构建和进展必须增强“文化自觉”。世界进展史表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当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时期，文化往往起着一种先导性的作用，认识这种作用，又注意发挥这种作用，学术界称之为“文化自觉”。对于徽商而言，文化是其“神”，各种经营行为只是其“形”，文化在徽商进展史上显现的这种作用表明，徽州商人是具备“文化自觉”性的商人集团。古徽州地区“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说明徽州商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训练，从商时又“贾而好儒”，就是他们“文化自觉”的表现。在新时代构建“新徽商”，应该弘扬这种“文化自觉”，只不过已不是儒家思想和理学精神上的“文化自觉”，而应该是先进文化标准上的“文化自觉”；也不是狭义上的“文化自觉”，而是广义上的“文化自觉”，把提高商界的思想道德素质放在突出地位，倡导“以德治商”、“以信养商”，充实商界的文化底气，增强商界的“社会责任”意识，再造“新徽商”的新风貌。

徽州乃朱子故里，受这位乡贤影响，这里“儒风独茂”，人才辈出。在这种氛围中崛起的徽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把贾和儒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儒商品质。徽商这种温文尔雅的儒商风度，为他们的成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

首先，拉近了徽商与官员的距离，为徽商攀援封建政治势力提给了黏合剂。隋唐以后，官员的选拔一般要通过科举考试，明清尤其如此，故他们的文化素质还是相当高的。身为儒商的徽商自然比较容易与这些官员找到共同语言，从而为他们之间的“钱势之交”找到了突破口。

每到一处，徽商总是与当地的封建官员宴酒谈笑，诗词唱和，一派意气甚投的样子。如歙县商人梅仲和“弃儒服贾”去苏州做生意，与当地的士大夫相交默契。苏州当时是异常繁华、富庶的国际性商业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同时也是达官贵人集中之地。梅仲和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的气质博得了官员的青睐，竟有很多官员“慕公名”，亲自登门拜访梅仲和，这给梅仲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徽商与达官显贵们“相交甚欢”，对他们事业的进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不仅可以获得这些封建势力的袒护，还可以与他们相互“提携”，共谋“生财”之道。

其次，儒商风范使徽商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同，更好地推销自己。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明清时代，文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上通天子达官，下触百姓民情，饱读诗书，游历天下，创造并传播着崭新的社会风气。在当时封闭的小农经济时代，文人的行为是传播社会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具备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一旦徽商得到了他们的认同，社会接受徽商就会容易得多。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作用，徽商的认识无疑是入木三分的，因而，徽商与儒士的交往结合也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另外，相对于一般商人的粗俗，徽商儒雅的形象无疑使人们眼前一亮。

再次，徽商也深知贾儒结合对自己事业成功的妙处，在商业行为中往往自觉躬行儒道，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指南。表现在做生意上，就是以儒道经商，坚持良好的商业道德，如讲求以诚待人，诚信服人；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等。这更为徽商赢得了极高的商业声誉。

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如果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备本质的区别。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备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进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市场需求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然程白庵是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亦有区别凡响的建树。起码，他在苏州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若然想得到他们的青睐，这人必然是博学深究之人，有时还要有发人深省之见。可见，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行为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进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行为，为封建时代文化的进展做出了贡献。

“徽骆驼”与“绩溪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

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而且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祷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状况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备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紧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协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

不过，在徽州六县当中，绩溪徽商的兴起要比其他县商人晚一些，所以，当徽州其他县的商人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这种后继之秀、乱世中争雄的徽商余辉同样令人们关注，折射在绩溪徽商身上的“绩溪牛”精神，也已成为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无论是“徽骆驼”还是“绩溪牛”，它们都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的优越远非明清时代所能比拟，然而，作为一种创业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徽商精神有下述要点：

其一，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其三，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解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状况，对目标市场实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其四，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其五，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其六，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行为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其七，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进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进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历程中，结交了包含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区别地区、区别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区别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状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篡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顾家乡的族人，族中一些长老就会百般对他们实行劝诫，说：“我们徽州家乡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乡村。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假如你们背离了家乡，即使子孙可以长保富贵，但是他们在外地已成为孤家单亲，假设出现家业败落的状况，就会无依无靠。这种轻易背离家乡的事情，你可要谨慎地好好想想！”这些舆论说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规的制约，使宗族和乡缘之链坚实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团队精神愈加发扬，团队力量也就愈加壮大。

正是由于徽商具备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备“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状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备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不做“茴香萝卜干”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备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行为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状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所谓“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状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

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

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一文钱”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徽州歙县棠樾世居鲍姓大族，乾隆年间族中有位少年奇才名叫鲍志道，字诚一，号肯园。他自幼读书，按他父亲的意思是要他日后参加科举考试走做官之路。但是，父亲虽业商但不善积财，家境并不宽裕。于是在11岁时，志道便中断学业，走上经商之路。

由于家贫，出门时志道身无分文。母亲便从箱柜底层拿出一直珍藏着的志道婴儿时的襁褓，将襁褓的虎头帽上配镶的那枚“康熙通宝”铜钱取下，给志道随身戴上，告诉他说：“儿啊，这可是我们家仅剩的一文铜钱了。今天给了你，咱家的兴旺就要看你了啊！”志道眼含热泪，珍重地将这一文钱收在内衣夹层的口袋里，下定决心绝不让母亲失望。他想到母亲身体不好，弟弟又在读书，感到身上的担子很沉很沉……

志道几乎是一路乞讨到江西鄱阳，路上的辛苦自是不必说了。到鄱阳后，一边帮人打工，一边学习会计。会计学成后，也积了一点钱，他离开鄱阳，来到浙江金华。在金华，他利用身上积攒的钱开始做些小生意，为寻找更好的市场，他从金华又到扬州，从扬州又转徙湖北，不断奔波，但始终未能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20岁时，志道又一次来到扬州。十年的商场奔波，他逐渐成熟起来。“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润八万四千户人物风流”，扬州自古繁华，明清时期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富商巨贾，且徽州人占一大半。扬州的繁华，令志道目不暇接，他决心在此地一展宏图。

也是该他时来运转，这时一位歙县大盐商急需招聘一名经理，要求是能吃苦耐劳、精于核算。学过会计的鲍志道抓住机会，前去应聘。然而，这位大盐商在招聘中，出了一道让人意想不到的试题。第一天，面试之后，大盐商命伙计给每位应聘者一碗馄饨，说算是犒劳。吃完后，大盐商让各位回去准备第二天考试。誰知，第二天盐商出了这样的几道题：请回答昨日你所吃的馄饨共有几只？有几种馅？每种馅又各有几只？应聘者被这样离奇的试题弄得目瞪口呆，有的摇头苦笑，有的后悔不已。然而鲍志道凭他十年从商的经验，昨日就预料了那碗馄饨的不寻常，所以他对那碗馄饨作了细细的观察。此时应付这几道题自然是得心应手。结果不必说，他被聘用了。

聘用后，经常和商场行家打交道，由于他肯于吃苦，勤于学习，业务素质迅速提高。凭他超人的经营才干，盐商的经营大为起色，他自己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几年的积累，志道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于是辞去了经理职务，决心自己开创事业。他瞄准了盐业经营，因为，一方面盐业是扬州的龙头行业，扬州所处的盐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另一方面盐业经营利润大。这几年经理生涯，他早已摸熟了市场行情，结交了许多社会各界的朋友，建立起了个人人际关系网。这些使他的事业很快走向成功，家资累至巨万。而且，凭他精明强干、处事公允、急公好义，在业界的声誉也是日益高涨。

恰好此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对盐商的控制，在盐商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盐务总商。鲍志道当之无愧地被选为总商。然而总商的角色并不好当，一方面，在政府眼里，盐商都是些富得流油的肥羊，总要想方设法实行搜刮。因此总商要代表众盐商利益与政府交涉、周旋。另一方面，他要不断解决盐商内部的矛盾，同时还要向政府反映众商人的愿望和要求。总之，总商处在政府和众盐商之间，双方谁也不能得罪，没有精明干练的处事能力是很难做到的。鲍志道担任总商，处事果断、公允，深受众盐商的拥护，也得到政府的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