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变革的时代，消费需求更加多元化、细分化、个性化，对高品质的追求前所未有的趋向一致。人们从原有的重视外在、重视价格、重视表象逐渐回归到重视内涵、重视品质、重视精神世界。

第一是消费下沉。从高端消费、奢靡消费，转向普通大众的消费，原因是收入结构产生变化，城乡差距缩小。

第二是互联网作用日益凸显。电商下一轮的创新点，是专业大宗商品的销售模式的变革。

第三个新特点是非物质的消费比重上涨，服务性消费兴起。

1.综合国力稳步上升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更新变化，最根本上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种变化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那就是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1953--1977年，国民出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1%，改革开放以来的1978--1993年每年平均增长9.3%,1993---1997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11.2%，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农业出产总值增长速度由1953}-1977年年平均增长速度2.6%上升为1978--1993年年均增长速度6.2%,1991--1 996年年均增长速度11.6%。工业增长速度由1953--1977年年均增长速度12.6%上升为1978一1933年年均增长速度13.7%,1991一1 996年年均增长速度21.2%“十一五”期间，我国国内出产总值以年均12.1%的速度增长，是新中国历史上进展最快的时期，远远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年均2%的增长率，在世界经济中独领风骚。一些工农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位次显著提升。到1 996年，中国粮食、棉花、油料、肉类、原煤、钢、服装、水泥和电视机的产量保持世界首位，发电量、化肥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糖产量居世界第四位，原油产量居世界第五位。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由80年代初的第30多位上升到1 996年的第7位，更可喜的是我国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出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目标。

2.党和国家对消费的引导和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居民消费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借鉴当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对消费政策作了适当的调整。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消费水平确立为社会主义再出产的最根本的目的;把消费增长速度要低于出产增长速度、不得超越现实出产的可能性，作为对消费总量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则。适当提高了消费的比例，使消费水平逐年稳步提高。党和政府加强了对消费的正确宣传、调节和引导，如制定政策、措施，鼓励人们实行合理的消费;通过电视、广播、杂志、报刊等手段和媒介，引导人们建立科学的消费方式;进展市场经济，培育市场体系，加快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保证消费品的流通高效、畅通和有序;利用税收、价格、利率等经济杠杆调节消费;通过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等等，创造了一个更新观念的宽松的舆论和宏观条件。

3.商品市场体来的迅速进展和出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市场的认识不断加深，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在市场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的商品市场的进展已逐步完善。商品流通体系的改革不断深入，已基本建立了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消费品市场体系，使消费品的流通高效、畅通和有序。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国内通货膨胀得以控制。清除假冒伪劣商品力度加大，不管是“中国质量万里行”还是“百城万店无假货”行动，都使中国消费者的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社会出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使我国消费资料的出产获得了较快的进展，市场供应充足，品种、规格齐全，应有尽有。新产品不断问世，新的消费领域不断被开拓。出产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是居民收入的大幅增长，消费水平的提高，为人们生活观念的更新创造了客观的物质条件。

4.外来生活方式的引进

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一方面西方思潮涌入国内，使人们重新考虑自我和个性、关注未来。另一方面，外来生活方式通过区别渠道为国人所了解，不断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从而使我国人民生活消费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的生活观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相互模仿与求同的生活观，使我国人民在生活上也开始追求个性特色;外国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交往;西方的追求时髦、方便的穿着，追求享受和高营养的饮食观在改变着中国人的衣食方式，一次性消费品的引入也动摇了人们经久耐用的消费观念，但同时也带来白色污染等环境问题。

5.人们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及人口的控制

人们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是生活观念更新的内在因素。消费观念毕竟是人们价值观念的一部分，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如何与其价值取向尤其是审美意识有着很大的内在关系。20年来，公共文化事业迅速进展，促使人民生活消费向着健康、科学、文明的轨道进展，更重视生活的质量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处理人口增长与经济建设、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把计划生育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20年来大见成效。“八五”计划期间，全国增加人口6788万人，比原计划少增加1579万人，增长5.94%;年平均增长率为11.60%，比计划降低2.63个千分点;与“七五”计划期间相比，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了3.9个千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