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源自中国，并传播至汉字文化圈其他国家。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除中国科举外，邻近中国的亚洲国家如越南、日本和朝鲜半岛也曾引入了这种制度来选拔人才。

科举始于605年时的隋朝，进展并成型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1905年才被废除；在越南更迟至阮朝末年的1919年才废除，整个科举共持续了1300多年。现代社会公务员的选拔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

科举制度起源于中国的隋代，秦代之前中国曾采用世袭制度取士。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经营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国君服务。汉朝时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民间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至三国时代，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两晋、六朝时沿用此制。是察举制的改良，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到了隋代，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唐朝继承并进展了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武则天主政时，曾首创了由皇帝主持，复核进士资格的殿试；和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是，二者在唐朝时并未有成为定例。

唐代的科举仍然留有一定的察举制影子。例如：士子在应试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会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荐。叫作“行卷”。除了武则天主政的一段时间外，唐代的科举没有糊名（弥封）的习惯。考官在评卷时，考生的名声往往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的原意跟举察一样，是希望可以兼顾人材在试场外的表现。但同时这亦无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现士子与考官之间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败坏时，弊病更甚。

宋代进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宋朝的科举制度公平性大幅提升，许多大臣的子孙也未考上科举，仅能担任中低阶官员，因此当时还产生“富贵不过三代”的俗语。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1300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察举、九品官人法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式。最初东亚日本、 朝鲜、越南均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16至17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18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19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式，规范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用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巩固其统治的有效方式。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要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分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的“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紧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即可，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大部分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但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规范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 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 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积极影响：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提高官员素质与行政效率；保证了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扩大了统治基础；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重学风气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