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指的是由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2017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进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进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2017年2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省长马兴瑞赴广州南沙调研，强调要把自贸区打造成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南沙要围绕门户枢纽定位，把南沙建成高水平的国际化城市和国际航运、贸易、金融中心，支撑和引领全省新一轮对外开放。

2017年4月7日，国家发改委制定印发了《2017年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点》。其中，广州南沙新区的工作要点为深化粤港澳深度合作探索，推动建设粤港澳专业服务集聚区、港澳科技成果产业化平台和人才合作示范区，引领区域开放合作模式创新与进展动能转换。创新与港澳在资讯科技、专业服务、金融及金融后台服务、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等领域合作方式，推进服务业执业资格互认，吸引专业人才落户。完善“智慧通关”体系，构建国际国内资源双向流动的投入促进服务平台。探索建立法院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并举、法制保障的国际化、专业化、社会化多元纠纷解决平台，优化法治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历程

2009年完成的《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进展规划研究》把“湾区进展计划”列为空间总体布局协调计划的一环，并提出四项跟进工作，即跨界交通合作、跨界地区合作、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和协调机制建设。2010年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制定《环珠三角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以落实上述跨界地区合作。广东省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包含“开展珠三角城市升级行动，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等内容。

201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胡春华，省长马兴瑞在广州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双方表示全面提升合作水平，深化投入贸易、科技创新、环境保护、教育人文、自贸区建设等领域的互利合作，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粤港合作。

2017年2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省长马兴瑞赴广州南沙调研，强调要把自贸区打造成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南沙要围绕门户枢纽定位，把南沙建成高水平的国际化城市和国际航运、贸易、金融中心，成为广州的“城市副中心”，支撑和引领全省新一轮对外开放[6]。广东与香港将在南沙自贸区建立“粤港深度合作区”，产业进展将紧紧围绕研发及科技成果转化、国际教育培训、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商贸服务、休闲旅游及健康服务、航运物流服务、资讯科技等八大产业。

2017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进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进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2017年3月2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海南博鳌和广东省委副书记、广州巿委书记任学锋会面，紧要讨论两方面，一个是香港和广州如何可以一起做好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巿群的规划工作；第二方面，就是香港和广州如何可以一起“走出去”，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五个互联互通。2017年4月19至21日，梁振英将率团到访粤港澳大湾区六个城市，包含广州、佛山、肇庆、江门、中山及珠海，考察当地的城市进展、定位、物流及基建，并与各市领导会面。梁振英表示，香港在现代服务业、金融、法律、会计、建筑等方面具备优势，重视与广东合作，更重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进展规划。此行旨在把握时机，推动香港参与规划工作。

2015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其中广东被列入省级行政区之中，着眼于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该次广东改革试验区提出的粤港澳合作，明确加入“创新”两字，表明“创新”将是这次广东改革试验区最核心的命题。近年来，广东一直坚持把创新驱动进展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战略和总抓手，使创新成为引领进展的第一动力。广东已启动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试点省建设，筹建广东国家大科学中心，组建新的广东省科学院，启动高水平大学、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数据显示，到2015年年底广东有效发明专利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保持全国首位，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过1.1万家，技术自给率、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提高到71%和57%。

不久前公布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进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此作出深度阐述。首提“发挥广州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核心区和深圳创新型城市的创新引领作用，打造国际产业创新中心，推动形成珠三角各市创新驱动进展各有特色、一体联动格局”；提出“实施高新区升级行动计划，促进高新区集聚进展和辐射带动”，广州科学城、中新知识城被重点提及，广州将立足广州高新区、中新知识城、科学城、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生物岛、大学城、民营科技园等建设国际科技创新枢纽。

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文化、科教中心，集聚了82所高校，2015年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总数达112.27万，数量居全国第一。广州集结了全省97%的国家重点学科、80%的高校，全省70%以上的科技人员和95%的博士。新型研发机构、各级重点实验室数量均居全省第一，科技创新获国家、省科技奖励占全省过半。已建成华南规模最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集群。2015年10月，科技部火炬中心网站公布了2014年度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考核评价结果，广州16家国家级孵化器参评，有7家被评为优秀（A类），成为全国国家级孵化器优秀数量最多的城市。2017年3月15日，教育部、广东省、广州市和华南理工大学四方共建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协议在北京签署。该校区将与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强强合作。围绕高端装备制造、量子通信、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国际前沿科学研究、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等，全面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力支撑广东、广州创新驱动进展。

目前，广州互联网企业超过3000家，诞生了微信、UC浏览器、YY语音、唯品会、酷狗音乐、网易等，在2016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排行榜中，广州共有8家企业入榜，总数位列广东第一。2016年广州高新技术企业净增2823家，增量全国第二，增速居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速均列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首。2016年4月，思科中国创新中心总部正式落子广州，投入总额200亿元的思科智慧城项目，将成为思科美国以外最大的物联网研发平台和智能制造运营平台。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企业在广州设立“国机智能”总部，开展机器人、智能装备及关键零部件的技术研发与制造。通用电气在广州设立生物产业园项目，将领军广州生物医药产业进展。中国与瑞士合作的广州低碳城市项目将打造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创新中心。富士康在广州投入610亿元建设第10.5代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项目，重点进展工业大数据应用、超高清8K电视、智能家居、智能办公、面板自动化研发等。香港科技大学在广州设立研究院，建设具备国际特色的创新创业平台、产学研创新实践基地。微软在广州设立孵化平台，重点进展以“云计算”、“大数据”等基于“互联网+”的产品和服务。百度在华南地区布局的首个创新中心落子广州，谷歌也将与酷窝联手在广州培育更多创新企业和创新人才。目前在广州投入的外资企业达2.7万家；288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广州投入近800个项目，其中120家把总部或地区总部设在广州。在2016年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中国城市新分级名单等榜单中，广州均居全国前三位。2016年、2017年《机遇之城》报告，广州均居中国城市第一位。广州2016年常住人口增量居一线城市首位。广州与香港、北京、上海一起被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组织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

根据国务院规划，广州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以内；深圳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100万人以内。深圳作为全国房屋租赁业统计调查唯一试点城市，率先将房屋租赁业增加值等新兴经济业态纳入GDP核算。深圳2016年新业态经济增加值为1565.53亿元，占GDP的8.0%。其中，房屋租赁业增加值1037.39亿元。深圳也是国家“研发支出计入GDP”唯一试点城市，就研发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式计入GDP核算实行试算。

粤港澳大湾区的构想

粤港澳合作不是新概念，大湾区城市群的提出，应该说是包含港澳在内的珠三角城市融合进展的升级版，从过去三十多年前店后厂的经贸格局，升级成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有机融合最重要的示范区；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这为粤港澳城市群未来的进展带来了新机遇，也赋予了新使命。

2017年3月6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发言时系统论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何宁卡提到，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家高度重视和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进展。广东的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何宁卡援引数据指出，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为1.36万亿美元，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过6500万标箱，机场旅客年吞吐量达1.75亿人次；产业结构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港澳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在90%左右，内地9市制造业基础雄厚，已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粤港澳三地在经贸、技术、金融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正进入全面、深层次合作阶段。

何宁卡建议，重点从六个方面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进展：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与区域经济社会进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体系，重点共建“一中心三网”，形成辐射国内外的综合交通体系；

二是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合作打造全球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完善创新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共同体，逐步进展成为全球重要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三是携手构建“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深化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经贸合作，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打造CEPA升级版；

四是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先导区。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重点培育进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

五是共建金融核心圈，推动粤港澳金融竞合有序、协同进展，培育金融合作新平台，扩大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要素双向开放与联通，打造引领泛珠、辐射东南亚、服务于“一带一路”的金融枢纽，形成以香港为龙头，以广州、深圳、澳门、珠海为依托，以南沙、前海和横琴为节点的大湾区金融核心圈；

六是共建大湾区优质生活圈，以改善社会民生为重点，打造国际化教育高地，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文化繁荣进展，共建健康湾区，推进社会协同治理，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绿色、宜居、宜业、宜游的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的机制设立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进展，统筹协调三地是一大挑战。相比长三角(以上海、江苏、浙江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地带)、京津冀，粤港澳政治、经济方面存在差异；地域间制度多样性、互补性给合作带来共同利益，亦可能产生矛盾。

如何规避摩擦？中山大学粤港澳进展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陈广汉认为，和早期仅将香港制造业移至珠三角(珠江三角洲地带)区别，大湾区建设中的粤港澳合作势必升级，具更高端价值的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一方面需要内地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则需政策主导、协调。

“内地总体上越来越开放，但一些港人却说‘大门开了，小门没开’。港澳与广东在具体政策、法规、标准上存在差异，实际操作中往往会遇到问题。”陈广汉以人才引进为例说，大量高端人才进入珠三角即面对一系列就业、就学、医疗、养老问题，中央及地方可适时出台政策，相关部门也需实行疏导、指引，社会多方应帮助人才落地。

他说，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将三地合作从经济领域延展至社会、民生领域，多部门、多地区面对更复杂、更多样状况，需要创新思路。

为此，张燕生提出建议，其一，构建全球性的高端人才、高端资源要素、高端市场的平台；其二，中央需设立统筹协调机制，通过全局擘画该区域长远进展。他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金的融通、贸易的畅通首先需要各地政府政策上的沟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比该地区以往合作要更加复杂。

马化腾在今年两会提议，建立粤港澳科技湾区常态化合作机制，共同制定粤港澳三地科技创新政策；发挥香港“超级联络人”角色，为科技产业创新牵线搭桥。国家部委规划也在为广州、深圳的“湾区角色”注入“全球色彩”。商务部近日公布《服务贸易进展“十三五”规划》提到，以广州、深圳服务贸易创新进展试点建设为重要抓手，发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平台优势，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提升广东对区域服务贸易进展的辐射带动力。努力把泛珠三角建设成为引领华南、携手港澳、辐射东南亚、面向全球的服务贸易进展高地和综合服务枢纽。

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东京湾区区别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并不是在同一个政治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莫道明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更趋于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

莫道明说，首先是政治制度的区别，内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和内地存在较大差异。其次是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区别。“要探索出一种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最为重要的特征，也是最为重要的优势。”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副院长陈广汉告诉记者，在“一国两制”之下，制度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是粤港澳区域合作的优势，也可成为推动合作的动力。

在广东和港澳加强经济合作与融合的历程中，既要确保“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又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挑战。”林江说。林江认为，从全球金融的视角看，香港要充当好“纽伦港”的角色，即成为紧随纽约、伦敦之后的国际金融中心，为此目标应该紧密联系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在境外最重要的上市融资中心、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以及中国最重要的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充分发挥香港、广州、深圳三个中心城市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对珠三角地区的引领和外溢作用，尽快形成一批能够媲美百度、阿里、腾讯的基于互联网的新产业和新企业，以区域融合推动产业的特色化、多元化来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院副院长、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指出，从地区上看，港澳因素以及粤港澳的合作对于广东的改革开放与经济进展具备全局意义。过去的进展经验表明，它是撬动广东开放和改革的一个杠杆，也是加快经济进展的助推器。在经济进展新阶段的今天，它可以成为推进广东改革开放的一个支点，促进广东进展方式转变的契机。

的确，粤港澳合作不是新概念，大湾区城市群的提出，应该说是包含港澳在内的珠三角城市融合进展的升级版，从过去三十多年前店后厂的经贸格局，升级成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有机融合最重要的示范区；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这为粤港澳城市群未来的进展带来了新机遇，也赋予了新使命。

湾区，从地理概念上看，是由一个海湾或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总结一下湾区的共同点不难发现，当今世界，进展条件最好的、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都集中在沿海湾区。比如，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是世界公认的知名三大湾区。可以说，湾区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进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由此衍生出的经济效应称之为“湾区经济”。

目前中国经济进展正面临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和挑战，亟需培养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从国际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开始推行“去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模式，全球经贸投入规则和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入调整期，这对于外向型经济比重较高的中国来说，冲击极大，需要重新建立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从国内来看，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转型进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成为区域经济的领头羊。正是在国际国内的双重需求和挑战下，粤港澳大湾区备受瞩目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