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市场化是指市场机制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历程里发挥基础性作用，更多地参照国际货币市场的供求状况，依据市场供求灵活确定人民币与各种外币的比价。

如果说利率市场化是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在国内资金市场上的必然反应，汇率市场化则是我国主动参与国际范围内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学习苏联采用了依靠要素投入，首先是资本要素(投入)驱动经济的粗放增长模式，改革开放后是模仿日本的出口导向型模式，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由要素驱动造成的消费和内需不足，总体上是以投入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

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鼓励高资源投入、低经济效率项目的扩张。要素价格定得过低；为了支持出口导向的政策，本币的汇率由进口替代时的本币高估转为低估。如果说在经济进展的初始阶段，以偏离市场供求的汇率政策支持特定的经济进展目标还可以理解的话，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这种政策无论如何已经难以为继。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使我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既不可能(需求限制)，也缺乏吸引力(外汇储备缩水)。

实际上我国的汇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开始。2012年央行把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浮动幅度由5‰扩大至1%，并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已经累计升值超过30%，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率由2007年峰值的10%降至目前的不到3%的水平。

汇率市场化将使进出口更多地反映我国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使我国外部经济进展具备可持续性；配合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个人投入者境外投入制度，将增加居民的投入选择，大幅减少国家层面的金融危机。

一是客观定位汇率政策的作用。

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有所区别，对内平衡是首要目标，对外平衡是次要目标，保持币值稳定更应重在对内物价稳定，而非对外汇率稳定。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尽管一些新兴市场货币汇率经历了大起大落，但与以前僵化汇率机制下的状况相比，新兴市场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增强而不是减弱了，并没有出现大面积货币危机、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因此，应逐步恢复汇率的本来面目，克服汇率浮动恐惧症，既不人为、长期设定保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也不夸大或抑制汇率对于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这也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必须迈过去的槛儿。

二是破除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原罪”意识和过度恐惧。

随着经济日益开放，我国经济金融与世界、人民币汇率与全球汇率体系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外部冲击对国内的影响日益加大，跨境资金流动受到影响在所难免。虽然近年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但在我国民间部门对外净负债的现有格局，以及国内金融市场 进展现阶段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人民币作为一种新兴市场货币，仍是危机资产而非避险货币。这意味着，不仅要改变重外贸、轻内贸，重引资数量、轻引资质量，重外汇流出经营管理、轻外汇流入经营管理的政策和体制，更要改变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单边思维和传统偏好。应树立全面、正确的危机意识，对跨境资金双向流动保持必要容忍度，不能把资金流入或流出的一时增减，简单等同于“热钱”流入或资本外逃，避免过度紧张而乱了阵脚。

三是协调推进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市场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

三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先后顺序，但必须相互协调。在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方面，外汇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存在利率平价机制，本外币利差是影响汇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市场化相互脱节，任何一方的定价机制扭曲都将损害对方的效率。在汇率市场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如果对资本流出继续保留较为严格的限制，民间对外投入特别是金融投入水平较低，不仅无法主动对冲我国近中期内仍将持续存在的经常项目顺差，只能继续依赖央行吸纳外汇并积累外汇储备、降低货币政策效率，或者是资本流出被动地“靠天吃饭”，同时也将抑制外汇市场供求多样化，汇率波动缺乏调节对象，汇率形成机制陷入空化和僵化，并可能导致汇率超调。因此，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建立健全资本双向流动的国际收支自我调节机制，与推进汇率市场化内在联系、相互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