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后果按照泽夫的理解,是指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入人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的利益, 这种思想就是经济后果观。斯考特在其《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将经济后果定义为: 不论证券市场理论的含义如何, 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企业的价值。蔡宁认为, “经济后果”是指计算会计数字的规则发生变化, 从而改变企业的现金流量, 或者造成有关契约方财富分配发生变化, 由于宏观层次的会计选择(会计一准则制定)对各方利益造成了区别程度的影响, 那么, 它也必将影响到社会资源的配置。我国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澎、杜兴强也认为, 所谓“经济后果” , 其内涵如下:(l) 会计准则是一份公共契约,是通过“公共选择” 的逻辑而形成的, 旨在敦促企业通过一套通用的财务报表提给投入者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 (2) 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企业经营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的可选择域; (3) 遵循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会影响各个相关利益集团的决策行为和既得利益。

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是指各种财富的转移是既得利益在区别利益集团之间的重新分割, 而这种“社会性后果”的表现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投入人和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 这种影响使会计信息具备了财富分配效应和决策效应, 从而通过市场机制这根“无形的指挥棒”指引社会资源的配置。这种配置历程, 同时也是企业财务功能发挥作用的历程, 也是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利益博弈、利益协调历程。会计准则制定是一个公共选择历程, 在最终的会计准则出台之前, 可能存在着若干备选方案。如果会计准则的某个备选方案对某个利益集团的影响是有利的, 那么这个集团必然会游说支持这种会计处理方式; 反之, 如果某种方式对利益集团的影响是不利的,那么他们就会游说反对该方案。任何一个会计准则的出台, 都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存在三种状况: “中性经济后果” 、“ 良性经济后果” 和“恶性经济后果” , 即所谓的“ 只分法” 。其中, “中性经济后果”实质上就是“信息中立” , 其内涵是会计信息与所反映的客观经济事实的价值运动相一致, 不带有任何偏见。“ 良性经济后果” 是指会计信息系统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该信息具备相关性、可靠性, 有利于利益相关者的投入及其相关决策, 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 而“ 恶性经济后果”是指会计信息扭曲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其现金流量状况, 误导利益相关者的投入决策, 导致他们血本无归及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恶性经济后果”的极端表现就是财务欺诈。我们认为“信息中立”(“中性经济后果”)是会计价值的根本所在, 而“经济后果”则是会计准则的固有特性。“ 三分法”有利于对经济后果实行全方位的考察。在会计确认与计量层次上, 应确保“ 中性经济后果” 以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价值信息; 而在会计报告层次上, 应充分考虑“良性经济后果” , 遏制“恶性经济后果” , 从而为提给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打下基础。

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是和“技术说”相对立的一种假说。随着资本市场不断进展,经济后果学说代表了会计思想的真正革命。泽夫(Zeff)在《“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一文中(1978)认为:经济后果就是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入者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这些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又可能对其它团体的利益产生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区别的会计准则和区别的会计程序导致各个主体区别的利益分配格局。美国的另一位学者Rapaport在《会计准则的经济影响》一文中也提出相似的观点,对规范企业必须报告什么(如:披露问题)和如何描述其经济行为(如:计量问题)的准则制定历程来说,需要以一个更宽的眼界——而不是传统的技术会计角度,来重新认识。他认为不论证券市场理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企业的价值。通常在有效市场下,只要企业对其所运用的会计政策作出充分披露,市场便会识破由会计政策变动所引起的盈余变化,并对之不作出价格反应。然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不影响现金流量的会计政策却最终会影响企业股价,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就是所谓的“会计的经济后果”。

按照这些学者的论述,会计准则的出台或变更都会引起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它对经济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企业财务报告的接受者如股东和其他投入者的影响。面对区别信息内容的财务报告,股东将会作出区别的抉择。二是对搭便车者的影响。在企业财务报告公开后,那些并不是企业法定财务报告的接受者,可以无代价地取得企业报告信息。三是对报告企业自身的影响。报告企业为了取得市场的正面评价,而选择使得财务报告更“漂亮”的经济行为。这样准则就不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规范了。

美国早期铁路业不计提折旧,以大量发放现金股利,来吸引更多的投入人,使前期报告利润好,靠牺牲长期投入者和债权人的利益,使短期投入者得到意外收获。直到1947年,美国处于通货膨胀的高峰,少数企业在其财务报表中采用重置成本折旧方式。这将可能影响税收改革、雇员工薪的谈判等,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顶住了各方压力,支持历史成本。这是美国在制定“公认会计原则”历程中直接感受到的、会计准则具备经济后果的早期例子。

财务会计准则本身含有直接的经济后果。单纯从外表形式来看,会计系统所提给的信息,只是一些数字的区别排列与组合。但是,从经济内容看,不论凭证、账簿和报表,作为信息载体,其数据都代表区别的经济内容。企业外部各利益关系人所能取得的经济利益,有相当部分直接受到这些“数字”的影响。比如:通过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利润的高或低,将会直接影响利润分配。从会计系统来看,协调或分配职能的合理履行与否,紧要取决于会计准则。

经济后果重要原因：

首先，它本身是受人关注的，会计实务方面最受关注的事项中有许多就是源于经济后果。

第二，认为会计政策无关紧要的观点与会计人员的经验不一致

经济后果存在的原因：

由于企业签订的契约，尤其是高级职员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所引起的。

这些契约通常是以财务会计变量为基础，而会计政策影响这些变量的数值以及经营管理层的责任和权利。

(一)对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影响

由于会计信息的复杂性，准则制定者难以确定恰当的满足公众需求的信息管制数量，所颁布的一些准则对于收益及其波动程度以及重要的财务比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时引发了强烈的不满与争论，这使得准则制定机构无法忽视准备推行的会计处理方式可能引起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因为经济后果的存在，使得会计准则制定者有着动机的差异，而且在社会公众和立法机关不能有效地监督会计准则执行机构以公共利益行事时，这就形成一种可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将以自身利益为标准而不是按公共利益制定准则。

(二)对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包含法定使用者和非法定使用者。会计信息法定使用者紧要指股东和债权人。股东是企业最终产权的所有者，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所有者将自己的企业财产委托给经营者实行经营，从而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就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了企业契约。股东支付给经营者相应的报酬，而经营者也负有保值、增值的义务。如果股东对经营者的激励存在不相容现象，这就很可能引发经营者的道德危机和逆向选择问题。经营者就会利用会计准则的滞后性或漏洞实施盈余经营管理，操纵利润，状况严重者就是经营管理当局与外部监督人“合谋”提给“恶性经济后果”的会计信息，演绎财务欺诈，这最终损害股东的根本利益，使企业价值受到侵蚀，直接影响股东当期收益，债权人很可能血本无归。更糟的是，在企业治理结构存在问题，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状况下，独立财权的丧失将导致股东作为所有者名存实亡，股东将面临灭顶之灾。这是“恶性经济后果”的极端表现。

由于会计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在会计提给会计信息时，不仅法定使用者会获取信息，而且他的竞争对手、客户、供应商、雇员、中介机构、媒体等非法定使用者也可无代价地获取信息。这些非法定使用者也可能是潜在的投入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会计信息也会影响他们的投入、信贷决策。

(三)对报告企业自身的影响

报告企业为了获得良好的市场形象，可能选择使财务报告更“漂亮”的经济行为。这些影响的直接结果是可能有一部分人受益，另—部分人受损，而这种“漂亮”的经济行为是以会计准则的人为扭曲企业实际经营业绩为前提的。这从侧面反映了会计准则具备经济后果性质。

(四)对经营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会计是微观经济主体计量经济行为的工具，然而区别的原理、程序和方式，会导致区别的经济后果。会计政策的选用暗含选择者的财政、财务利益，从本质上讲，会计政策的选择是区别利益集团之间的一个博弈历程。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贯穿于企业从会计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历程。会计历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企业会计历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却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和制度安排。会计政策的选择具备经济后果，区别的会计政策选择生成区别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区别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效果。

(五)对宏观经济决策的影响

会计准则不仅具备微观经济后果，而且具备宏观经济后果，会计准则的实施不仅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影响到该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利益的分配。因此在会计准则制定时还必须从国家的总体目标出发，考虑其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会计的国际协调、国际趋同也越来越明显，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正逐步缩小。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中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会计准则的变更会导致其在国际上的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直接对该国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

由于会计准则具备经济后果, 因此最完美的会计准则, 并不一定代表最公允的经济后果。许多从理论上看似能够导致“真实而公允”披露的会计准则, 往往在施行之前由于各方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妥协或者夭折。事实上, 由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和一些强势集团的存在, 现实生活中被采纳的往往并不是具备最公允经济后果的经济行为。因此, 赞成会计准则具备经济后果的研究者们, 一般回避提出一套完整的会计准则框架, 而只是就事论事, 具体讨论某一准则的经济后果问题。所可能有的提议, 往往仅仅是未来应如何制定会计准则, 以及在会计准则的制定历程中如何考虑有关各方的经济利益, 而不可能给出若干个准则。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进展，尤其是在证券市场中，错综复杂的交易使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些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或遭受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陆续出现了资金周转不灵、经营亏损、盈利能力下降等问题，诸如债务重组等交易行为也日益频繁。于是，财政部于1995年成立项目组开始研究相关准则，于1998年6月第一次颁布了有关债务重组的具体会计准则，对债务重组行为加以规范。

但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进展不够健全，评估机构不够完善，公允价值的活得缺乏公平公正性；另外，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的做法，使得一些上市企业纷纷在年底实行债务重组，假借重组之名，依靠关联债权人的豁免等，将不菲的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利润，得以维持账面盈利，有的甚至扭亏为盈，达到上市、实行配股和保牌等目的。例如，ST中华1999年年报显示，该企业营业利润亏损17527万元，但由于企业当年获得36639万元的债务重组收益，企业最后竟然以净利润2亿元、每股收益0.417元，其净资产收益率更是高达99.63%，列深市上市企业第一位。

为了规范上市企业的债务重组交易，减少上市企业实行盈余经营管理操纵的空间，财政部于2001年1月对该准则实行修订。修订后的《债务重组》准则要求上市企业将债务重组收益不能计入“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收益”，而是确认为“资本公积”，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改变了许多企业利用债务重组操纵利润的局面。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与历史成本计量结果相比较，能更好地揭示企业资产可带来的未来的现金流量的区别，更确切地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及企业所承担的财务危机。从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角度来看，计量这种经济差异能够较真实地反映企业经营成果，从而维护各利益主体的产权利益；同时能够为市场参与者提给决策依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可是在我国，公允价值的运用并未达到上述政策目标。许多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利用债务重组、资产置换、投入等行为调节利润，“公允价值”成了那些盈利伪造者手中的秘密武器。公允价值运用于具体会计准则在我国现阶段显示出了严重不良的经济后果，是我国会计准则制定部门限制其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的根本原因。

2006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更加规范，也为了促使我国会计准则与国家会计准则接轨，新的会计准则对债务重组又实行了新的规范，新债务重组准则改变了原来“一刀切”的规范，将原先因债权人让步而导致债务人被豁免或者少偿还的负债计入资本公积的做法，改为将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对于实物抵债业务，引进公允价值为计量属性。对做为债务人的上市企业而言，新的债务重组准则意味着，一旦债权人让步，上市企业获得的收益将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进入利润表。

从而有可能增加当期利润，提高每股收益。由于新会计准则实施时间较短，尚未发现有明显的经济后果出现，这有待于后来研究者实行实证研究以验证准则实施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