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银行

什么是离岸银行

离岸银行又称离岸单位,是设在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或其它金融组织。其业务只限于与其它境外银行单位或外国机构往来,而不允许在国内市场经营业务。

离岸银行在金融学上指存款人在其居住国家以外开设账户的银行。相反,位于存款人所居住国内的银行则称为在岸银行或境内银行。

开设离岸银行账户的动机

存款者开设离岸银行账户的动机可能有如下几点:

· 银行位于税率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因而能被用作避税港。

· 离岸银行所在国家对保护储户隐私要求更严密。

· 逃避存款人所在国家对于账户行为的监督经营管理,例如禁止开设匿名账户等。

· 在存款人所在国家政治或经济不稳定的时候,保护存款。

离岸银行存在的问题

离岸银行有下列问题:

· 离岸银行也是犯罪分子所用来洗钱的常见场所,因而名声不佳。

· 鼓励居民避税或逃税。

· 因其不在存款人所住地,储户服务中可能产生不便。

· 开设离岸银行的起点储蓄金额一般较高,故紧要服务于收入较高的人士。

我国离岸银行及业务状况

离岸银行业务在我国进展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已历经了试办、停办和复办的曲折历程。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产生了新的融资需求,银行国际化经营也需要“走出去”,此外人民币开始出现国际化的趋势,所有这些都为银行离岸业务的进展提给了内在动力。当然,与此同时这项业务也面临“成长的烦恼”和不可回避的危机,因而对金融外汇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期组织的这一专题,对银行离岸业务的现状、试点经验及监管存在的问题作了相关的介绍与解析。

进展历程 

离岸银行业务源于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伦敦出现的欧洲美元交易,但当时业务量很小。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直至70年代,伴随着离岸银行市场的快速扩张,离岸银行业务得到迅猛进展,80年代达到高潮,形成了新加坡、香港和东京等新的离岸银行中心。由于离岸银行业务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其进展反过来也推动了全球金融自由化的进展和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加强金融监管重新成为各国的共识,金融自由化步伐放缓,离岸银行业务的进展步入低谷,呈现相对衰落之势。

“西方不亮东方亮”,出于开办离岸银行业务既是吸引外资重要渠道,也是推动我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有效途径的基本认识,1989年5月,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经营管理局批准,招商银行在全国率先试办离岸银行业务,拉开了我国离岸银行业务的序幕。随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进展银行、广东进展银行深圳分行相继获准试办离岸银行业务。由于国际离岸银行“革命”本身处于低潮,加上国内存在政策不到位、业务品种少、抗危机能力差等先天性不足,因此离岸银行业务在我国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以深圳市为例,截至 1998年6月,总资产规模仅26亿美元。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国离岸银行业务刚起步不久,就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海南进展银行关闭和广东国际信托投入企业破产的洗礼和冲击。面对资本外逃压力,从危机控制的角度出发,1999年国家停办了离岸银行业务。近年来,随着国家外汇储备的逐年增加和金融监管体制的逐步健全,为人民币国际化夯实基础、进展离岸银行业务的呼声渐强。2002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上海浦东进展银行、深圳进展银行等银行重新取得离岸银行业务经营资格。截至2004年9月底,四家银行离岸资产总计在16亿美元左右。

运作方式:内外分离,两头在外 

由于地理条件、经济环境、历史背景、金融监管等方面存在差异,在40多年的进展历程中,国际离岸银行市场紧要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依托紧要国际金融中心或区域性金融中心形成的离岸银行市场,如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等;一种是借助宽松的税收环境和配套的金融服务形成的离岸银行市场,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其中根据金融监管是否区分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前一种离岸银行市场还可以细分为内外混合型(以伦敦、香港为代表)和内外分离型(以纽约、东京、新加坡为代表)。

根据国际离岸银行市场的进展趋势和我国金融进展的实际状况,我国离岸银行业务进展采取了内外分离为基础、适度渗透作补充的模式。在实行“内外分离、两头在外”的经营管理原则下,各银行离岸银行业务进展在试点初期呈现出以下紧要特点:一是离岸客户结构和地区分布单一,客户群紧要是港澳地区的中资企业和外商投入企业的境外股东;由于国内中资银行对境外客户的资金信用状况的了解相对有限,实际上各银行离岸银行业务九成以上的客户是境外的中资企业。这也成为各银行离岸业务不良资产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业务种类以传统的存款、贷款、结算等零售业务为主,同业拆借等批发业务相对不足。近年来,这些银行离岸业务结构和运作模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国际结算等中间业务成为紧要利润增长点,同业短期拆借业务有了长足进展等。

紧要问题:蕴含潜在危机 

我国离岸银行业务进展初期,政策相对宽松,经营管理进展的方向明确,《离岸银行业务经营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也于1997年和1998年相继出台。但 2002年离岸银行业务复办以来,既没有对不完全适应目前新形势的《离岸银行业务经营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实行修订,也没有出台新的经营管理办法,导致政策定位不明确,制约了离岸银行业务的进展。当然,银行自身经营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利用离岸与在岸业务联动,逃避监管,增加潜在危机。如2003年下半年收汇、结汇外汇专项检查中也发现,个别已开办离岸金融业务的银行通过客户在其离岸市场部的外汇存款作质押或担保,对境内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增加了我国资本流入的压力。

未来之路:规范进展 

回顾中国离岸银行业务进展十多年走过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有短暂的辉煌,但更多的是长期的低迷,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危机。前不久中航油危机事件中,国内6家银行中了“埋伏”,其中就有3家银行因为离岸银行业务牵涉其中。因噎废食当然不行,盲目扩张更不可取,规范进展才是上策。毕竟,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需要离岸银行业务的进展。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货币的国际化与离岸银行业务的进展关系密切,前者往往需要后者的支持。人民币国际化不可缺少的标志就是国内企业成为跨国企业,中资银行成为跨国银行。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企业“走出去”战略,但国内银行的金融服务没有完全跟上,此时进展离岸银行业务可谓正当其时。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具相当规模,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也颇可观。从国家和民间外汇储备寻求出路的角度出发,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也不失为左右逢源之策。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

约翰·克瑞斯滕森

吉隆坡,7月。可能是天气太热,也可能是吉尼斯黑啤酒和库瓦西耶(拿破仑)干邑白兰地让我感觉迟钝,但坐我旁边的这个人正说的那些事听起来却仍然令人难以置信。此时,我正与一家马来西亚最大的合资企业--KSM的首席财务官在一起,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在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里是位重要人物。整个早上我都在与他的团队以及合作企业委员会会谈,讨论该合作企业存款和投入行为的非常规增长。他们竭尽全力地取悦我。开完会后,我们乘电梯到他们位于商业中心区的办公大楼顶层,那是一个奢华的场所,在那里,他们给我摆了一桌龙虾宴,配的是烈性法国白兰地。

随着上来的一道道菜肴,气氛渐渐缓和下来。上面提到的那位邻座似乎对我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最感兴趣,那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泽西岛--一个英吉利海峡中的岛屿。他对泽西岛作为一个离岸避税港的角色尤其感兴趣。

"在那投入安全吗?"他不断地问我这个问题。当我告诉他我对那个地方的金融机构所受监管状况了解不多时,他拐弯抹角地解释说其实他对这些并不关心。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他并不担心监管是否严厉,而事实上,他正在策划一些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合法的事情。

放松管制、腐败和避税港 

我在吉隆坡审查马来西亚有关合作企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时,发现了一个可能导致一场毁灭性混乱的问题。这是一个旨在帮助农村存贷款合作企业的法律小漏洞,它给了许多接受存款合作企业(DTC)的董事会机会,使它们能给存款提给较高的利率,这比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所确定的利率高一些。由于这个缘故,它们吸收到了数十亿存款,这些存款它们可以拿来投入,而不会受到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或者银行与金融企业委员会规章制度的管制。我在那里访问了一些较大的"投入合作企业 ",发现它们将这些存款大量地贷放给了企业董事、亲戚和关系密切的亲信,而且这些贷款通常都没有任何担保。这些资金直接被寄往包含香港、伦敦、新加坡和纽约在内的区别避税港的秘密离岸信托基金或企业。这些存款在市场繁荣时,被投入到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而接下来的市场低迷,使其损失高达数亿美元。由于处在离岸金融市场的特殊用途投入机制中,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无可挽回地损失掉了。1986年,在一次阻止民众对马来西亚银行体系信心崩溃的行动中,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不得不中止了最大的接受存款合作企业中24家的交易行为。

对投入者缺乏保护这一点并不令我感到惊讶,因为很多接受存款企业的董事都是马来西亚赫赫有名的商人,他们与执政联盟的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让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此期间,卷入其中的金融中介企业中竟然没有一家对这些向避税港非法转移资金的行为实行报告或者仅仅是提出质疑,这包含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和审计师。我也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种缺乏职业操守现象的人。很多研究洗钱的专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用来转移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行为所获收入的金融网络路径,与数十年前西方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为了非法资金外逃和避税所使用的金融网络路径一模一样。奥萨马·本·拉登在2001年时奚落说,基地组织的资金是安全的,不会被美国所冻结。他自夸道,他正充分利用"西方金融体系的缺陷……恰恰是这些缺陷已经成为西方金融体系自身的陷阱。"

我曾经一度极力想弄得更明白,到底这些来自于DTC的资金是如何从离岸银行挪出去的,但后来我发现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离岸信托基金都没有注册,这也就无从获悉幕后那些人的身份。碰上这个无法逾越的秘密障碍,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努力。我就我的发现向马来西亚官员提出警告,并建议他们通过加强有关合作企业的法律来克服这些问题。但是我的兴趣自此发生了转移,转移到如何防止非法钱财从进展中国家流向西方银行体系这些更大的问题。

离岸中介 

完成我在马来西亚的任务后,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要回到泽西岛查明离岸金融体系到底是怎样运作的。这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因为它意味着会丢掉我在进展经济学领域的职业而开始从事一份存有很大疑虑的新工作。而且我知道,无论我个人如何看待这份工作的性质和通常的避税港,我一刻也无法放下我的决定去干别的事情。在这种状况下,回到我泽西岛的家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坦率点讲,这个抉择也让我感到畏惧。

我在泽西长大,我喜欢这个岛上的风光景致,喜欢它的海岸线,也喜欢它那迷人的传统。尽管我为自己是一个泽西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仍觉得应该增加更多的阅历,于是我离开泽西岛,在伦敦实行审计和项目评估的培训。当我差不多 25岁时,我又开始学习以便能拿个经济学硕士学位,最后,我获得了经济学和法律的双硕士学位。在学习期间,我与英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Oxfam2000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一些运动参与者取得了联系,开始研究世界上那么多最贫困国家的资金是如何源源不断地流入秘密银行账户的问题。

这个研究一直持续到我毕业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印度工作时,就逐渐意识到由IMF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资本市场和贸易自由化计划使有钱人和资金充裕企业的避税变得更简单。在将资金非法转移到秘密银行账户和离岸信托基金的历程中,避税港起了关键而隐蔽的作用--不仅有利于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实力的个人及企业,而且也耗尽了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用于经济进展的资金。随着它们的财富大量地消失在离岸区,进展中国家不得不通过举债来弥补减少了的税收收入。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放慢的 经济增长率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不平等,助长了日益增多的政治危机,从而促使更多的资本外逃。放缓的 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在维持公用设施和基础设施投入项目时越来越难应付它们的外部债务。简言之,离岸避税港破坏了 经济增长,导致了贫困。

在查阅了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文献后,我证实目前几乎没有关于避税港的作用和在新兴的全球化金融市场下它们如何相互影响的研究,离岸金融在资本市场和世界贸易的专业文献中少有提及,更别说在世界上财经类大学生的主流教科书中出现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疏忽,特别是当你考虑到下面这个事实时:有五成的世界贸易经过了避税港,从理论上来看,每天有数十亿美元通过离岸网络输出输入。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工作使我遍历了东南亚和北非,无论行至何处,我总有一个体会,那就是--财富,特别是像来自于石油等矿产资源的财富都正遭受着腐败政界和商界权要的剥夺,这些财富被输出到瑞士、摩纳哥、开曼群岛和泽西岛等避税港的离岸银行账户和信托基金。在这些国家,严重不公与极具腐蚀效应的独裁的结合造成了社会紧张局势,特别是那些著名的石油出口国,在这些国家,极少数权要积聚了巨大的财富,而很多人却连工作都找不到,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贫困造成犯罪、刺激暴力行为并助长恐怖行为。从这个角度看,非法钱财流入离岸银行账户与那么多穷国对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愤恨情绪之间的关系也就容易理解了。

对尼日利亚财富近乎无休止的掠夺和该国日益滑落到犯罪和暴力的深渊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根据《经济学家》载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萨尼·阿巴查还是尼日利亚的独裁者时,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有一个固定的指令,即每天将大约1500万美元转入他的瑞士账户。"如果没有一个大的金融专家团以及能够从为犯罪和紧要金融体系提给中介中获得好处的离岸政府官员形成的基层组织的默契配合,这样大规模的贪污是不会得逞的。全世界有大约100家银行都参与处理阿巴查掠夺的财富,这包含一些鼎鼎有名的银行,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巴黎银行、瑞士信贷、英国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摩根建富证券企业、德国商业银行和印度银行。根据国际政策中心(CenterforInternationalPolicy)的洗钱专家雷蒙德·贝克的研究,"随着阿巴查的财富被估定为30亿到50亿美元之间,很多银行都开始对这笔钱虎视眈眈,希望能拿到这笔巨款,给这笔钱提给一个庇护和经营管理场所。"

阿巴查的非法所得中,大约有3亿美元最终落户于位于泽西的银行,毫无疑问,泽西银行都知道这笔钱的来历,它们对为这样一个政治风云人物经营管理这笔资金收取高额手续费。不必说,在阿巴查倒台后,当国际压力最终迫使这笔贪污赃款被遣返尼日利亚时,银行一分钱的费用也没拿到。虽然曾给这个非洲近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提给帮助和支持,但没有一个职员受到指控,更别说受到任何方式的处罚了。相反,泽西官员们还大肆吹嘘他们在将这笔钱遣返回国的历程中是怎样的尽心尽力。

简单地说,南半球如此大规模的腐败行为,没有富裕国家金融机构的参与是不会成功的。尼日利亚一直都位于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 national)的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榜首,但是,我们很难反驳前尼日利亚教育部长阿里亚·法风瓦教授的说法,他在2005年曾说道,瑞士"因藏匿、怂恿和引诱世界范围内的侵吞公共财产,将这些贪污所得保存在他们的地下保险库中以保证其安全",应该位列最腐败国家名单的榜首。

在很多西方国家,银行和其他的接受存款机构都被要求执行详尽的检查,以确定它们存款人的真实身份和他们的资金来源。在实践中,富于灵活性的官员们私底下向我透露说"认识你的客户"这一标准,在实际处理中经常只是一个可选可不选的标准,没人关注他们的客户是否在逃税。近年来,在阿巴查这样的政治大亨事件后,这些应予关注的检查措施得到了加强。但是银行仍然不愿意执行"增强型"的稽核任务,部分原因是因为涉及费用成本,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更愿意对它们的客户行为的合法性听之任之。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在实践中,很多律师、银行家和逃税者沆瀣一气,他们从为这些逃税者处理赃款中获得大量手续费收入。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德高望重的美国瑞格士银行在它的"了解客户"文档中这样描述它的一个政治大亨客户呢:"客户是一位从事私人投入的客人,定居在巴哈马群岛,该客户是处理受益人投入需求的中介人,现在该客户是一位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已退休专业人士,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条不紊地积累着自己的财富。"这位"已退休专业人士"就是前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他从1979年开始就在瑞格士银行开立了28个账户和存单,金额总计为600万~800万美元之间。皮诺切特因为涉嫌酷刑和暗杀已遭起诉,在他的统治下,智利政府组织屠杀小分队排除异己,胁迫民间组织。他还涉嫌毒品交易、非法军售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在2005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和一些跟他关系密切的家族成员因逃税和欺诈遭到调查。

碧海、银沙和秘密 

泽西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异常繁荣。在最近10年里,世界各地的许多大银行在离岸区设立子企业,以应付它们的高级净(增)值客户所需私人银行服务的迅猛增长。律师事务所和大会计师事务所也在离岸区设立子企业,以便向它们的企业和私人客户提给经营管理和信托服务。泽西距伦敦只有45分钟的飞机航程,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够给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离岸避税港的伦敦提给离岸服务。早在20世纪60年代,地方律师事务所就热心于学习百慕大和开曼岛,向泽西政府递交了一系列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变革措施,这使泽西慢慢地变成了企业界所称的"有吸引力的离岸投入环境"。这个环境对鼓励研发或者商品和服务出产毫无用处。它的吸引力来自于极低或者为零的税收以及几乎对非本地注册企业的毫无管制。很多企业在技术上看似是合理避税,但它们实际上是在这种极易被识破的伪装下基于非法逃 漏税而存在的。

对离岸金融服务的需求增长迅速,以致泽西岛都无法应付这种巨大需求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需要人手,但是有资格的劳动者却不多,有经验的职员更是紧缺。尽管放松了雇用标准,但银行仍然无法那么快招收到因其业务飞快增长所需的人手。在我回到泽西的那些日子里,我有一些可从中选择的工作机会。虽然我没有在银行和信托经营管理方面的工作经验,但他们提给给我的报酬远高于我目前作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所挣的报酬。我选择了一份沃尔布鲁克信托泽西有限企业的工作,这个企业是现今全球会计师事务所德勤(Deloitte)的一个子企业。沃尔布鲁克的客户遍布全球,这个企业对于我了解实践中的资本外逃和逃 漏税是很有帮助的。

从我的办公室窗户俯瞰圣赫利尔码头,我能看出泽西是怎样转变成一个离岸金融中心的。旧的城市住宅和农业商场迅速地让位给国际性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大楼,旅游纪念品商店正日益被改建成酒吧和奢侈品商店,以迎合金融行业的高收入者。尽管公路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40公里,我窗外的街道还是被车子塞满了。保时捷、美洲虎和宝马在这个岛上备受欢迎,在短短的9英里道路上就可以看到5辆。在这个不久前还是一个保守而很有节制的社会,炫耀性消费已经成为现在的常态。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岛屿的传统农业进展急遽下降,旅游行业也同样如此。二者都是被离岸金融服务业所导致的迅猛增长的物价和工资给挤垮的。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而且随着传统行业被经济过热所摧毁,这个岛对避税港行为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随着这种依赖性的增加,从英国那儿享有很大自治权的泽西岛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这个自由自在的行业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这个行业能够通过施加政治压力以保证得到特殊对待。我最初对离岸银行这个潜在"政府战利品"的担忧在几年后被证实了。

在我开始工作的几周内,我对我们企业为客户提给的业务类型有一种体会。为大量的小规模账户工作包含依照指示在离岸账户中支付和转移资金。这些指示一般都是由伦敦、卢森堡、纽约和瑞士的律师传真或邮寄过来的。资金的真正(或说受益的)所有人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而离岸企业的所有权都伪装在名义董事和股东名下。通常这些企业属于离岸信托,后者是完全隐秘的,甚至没有注册。我被告知,这些程序构成了几乎所有离岸交易良好的习惯性做法,这种交易一般包含三个媒介(信托、企业和真实的银行账户),这种交易在区别的离岸管辖区域内广泛地扩展开来。各企业还采取严密措施来保守这些秘密,包含特别设计的传真机,使得表面看来这些客户企业的确是在泽西实行实质性的企业职能运作,它们还不断地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保证外人不会获知它们客户的真实身份。这对一家在伦敦的证券经纪联盟集团来说尤其便利,这个财团在泽西利用一家匿名离岸企业,作为它处理大量会员的贸易欺诈行为的大本营,几乎不用受任何处罚。单是这家企业涉及的交易金额就达上亿英镑。

这些秘密安排完全都是为了阻止正当权威机构的调查,但是为了进一步保证客户的安全,大多数的信托基金都订立含有 "逃遁条款"的合同,这个条款使这些客户的受托人在一遭到调查时就能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另一个管辖区域并指定新的受托人。毫无疑问,这些服务要价不菲。但是这些客户的潜在收益和税收节减远远多于这些。

偷税是我们很多客户的紧要目标。理论上,税收行业在逃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做了很严格的区分,逃税涉及欺骗性申报。但是在实践中,两者间的区分很不清晰,英国一位前财政部长就这种混沌不清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浓厚得跟监狱围墙一样。"我在泽西工作时所使用的大部分税收方案很可能通不过那些受益人所在国家税收当局的详细审查。如果他们的税收方案是严格合法的,他们就不需要秘密银行账户和离岸信托了。当然,任何问起这个秘密的人,他们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那就是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存款者,他们的税务当局都要求他们申报收入,但是业内人士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相信其金融状况能够瞒天过海,不会为人所知。

税收筹划者通过很多方式来证明这种极度隐秘性的必要。最经常使用的证明方式是,在一个充满政治危机和专制的世界,人们需要保护自己以免受到来自贪婪政府力量的压榨。隐秘性,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极力想摆脱纳粹金币丑闻给他们带来的臭名)的成员银行在财金出版物上用半版的广告来向人们描述的那样,"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那样必不可缺。"一位来自美国遗产基金会(US 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的避税港倡导者曾将离岸市场的隐秘性与保护沙特阿拉伯同性恋的必要性联系起来。我曾经从事的国际进展方面的工作使我对人权问题极其敏感,但是在我3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没遇到哪怕是一个调查记者、持区别政见的知识分子、贸易联盟的激进主义者、人权运动参与者或者容易受到任何政治极端势力极权政府迫害的人使用秘密的离岸市场账户。相反,恰恰是那些独裁者,比如,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赤道几内亚的特奥多罗·奥比昂、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还有他们的亲属和亲信都利用离岸账户来藏匿他们盗得的赃款和逃 漏税。如果细细考查,我们就可以发现"离岸银行的隐秘性保护了人权"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给全球化商业的车轮加点润滑油:逃 漏税的运行机制 

很多企业的逃 漏税涉及贸易的不当定价。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是跨国企业,它们利用避税港通过所谓的转移定价将利润从高税率区域转移出来,转移定价是指由同一个人所有的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实行贸易的历程。从技术层面来讲,转移定价是合法的也是必需的,因为大多数世界贸易是发生在同一企业的区别子企业之间的。但是在实践中,跟转移定价有关的国际惯例大部分都缺乏效率,因为同一家跨国企业的子企业交易的商品没有市场价格可循。因此跨国企业利用它们设在避税港的子企业来抬高进口价格,压低出口价格,以此大规模地减少税负。有些无形资产如专利权还被挂在离岸区子企业名下,这样它们能获得比在本国申请时高得多的估价。在泽西工作时,我见过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石油经营商、制药企业的子企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离岸区转移利润的。

我们的某些客户是小企业的业主,这些小企业大多都设在进展中国家,他们设立离岸企业以便能通过一种被称作重开发票的手段在泽西达到洗钱的目的。重开发票表面上看来就是将商品或服务先卖给在避税港的第三方,然后再卖给最终购买者。在实践中,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一场骗局,旨在欺骗当地的税务当局,这些经过离岸区非法转移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最后都留在了隐秘的离岸区账户。有些资金后来则披着对外直接投入的外衣绕了一圈又回到国内,而这些投入一般都享有税收优惠待遇。

在很多状况下,通过不当定价来转移利润很少被税务当局发现。美国的一些研究学者曾揭露过一系列不当定价的同业贸易,包含从中国进口的卫生纸定价为1千克(大约四卷)121?81美元;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塑料桶定价为每个972?98美元;从俄罗斯进口的自行车轮胎定价为每个364美元。⑩在出口方这边,人为压低定价的例子有:出口到委内瑞拉的美国产推土机定价为每台387?83美元;出口到特立尼达岛的装配式房屋单位定价为1?2美元。这项研究估计,从1998年到2001年仅因不当定价转移利润给美国带来的税收损失为1?75亿美元。

对进展中国家而言,由此造成的损失比例比美国要高得多,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财力对隐秘的离岸中心实行长期的追踪调查。例如,很多非洲经济体的诸如油气、矿业、制药、商品贸易等这些战略部门都被跨国企业控制。因为进展中国家的税收经营管理部门没有能力对转移定价的诡计实行调查,所以它们也就没有能力筹集到公共设施部门建设所需的足够资金。一个研究非洲税收问题的专家指出,转移定价的陋习在这个大陆上已成通病,但至今还没有哪个非洲国家在挑战这个陋习上成功过。

一些经济学家竟然赞成这种积极的合法避税形式。他们认为,企业董事有义务最小化成本,包含税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抑制高税收/高消费的政府,迫使它们服从市场经济的严格法则。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只要斟酌片刻,就会认识到原来他们对政治领域的想法有多么幼稚。在传统的术语层面上,税收并不是企业的成本,就像股息支付,将其作为利润分配更准确一些,这跟税收出现在损益账户中是一样的。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便利使得跨国企业能够通过它们设在类似泽西这样避税港的有名无实的纸上子企业安排它们的贸易和投入,还使它们能获得高于它们竞争对手的明显税收优势。由此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领域,这给了跨国企业相对于非跨国企业更多不公平的优势。在几乎任何状况下,这都意味着更有利于位于世界北半球的大企业而非那些进展中国家的国内竞争者。这种不公平优势还因进展中国家的政府受到提给税收鼓励以吸引投入的压力而更趋恶化。这种方式往往被误认为是税收竞争,税收竞争同样对跨国企业而不是国内竞争对手有利。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合法逃税和提给税收鼓励以吸引外国投入在近几十年来对调整贸易和投入资金流向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这些问题从未被列入过考虑范围。

由于这些扭曲和滥用市场的努力,避税港实际上降低了全球出产率,减缓了 经济增长速度。原教旨主义人士提倡一种无障碍方式以促进自由贸易,可他们忽视了避税港的角色。世界贸易组织(WTO)很少对财政补贴和税收扭曲如何破坏自由公平贸易的问题实行调查。但这个惯例也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例外:2000年,WTO决定禁止美国跨国企业利用境外销售企业(FSC)将利润留在免税离岸区;FSC成为一种被WTO所禁止的出口补贴。FSC被撤销后,随后被一种与其类似的不在辖区内的收入免税的税收优惠所代替。2002年,在欧盟的控诉下,新的替代方式再次被WTO禁止。这个问题揭示了跨国企业在寻求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游说努力花了许多功夫--而另一方面却公然抨击对穷人的福利项目。

随着我在泽西的客户群的增加,这种弊端越来越明显。但在我与我的同事们进展工作关系时,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工作的更广泛意义漠不关心。他们都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初级职员频频跳槽以寻求更高的工资,高级职员则竭尽全力想尽快挣到更多的钱。那里的气氛很疯狂,人人都集中全力寻找合法避税的新办法。曾在这个合法避税行业待过的人都知道,一旦政府出台了新措施,大量的律师和会计师就会被雇用去实行详细解析,看有什么样的税收漏洞能供利用。当然,只有很有实力的企业才能支付得起每小时850美元的费用给那些帮助它们制定详细的合法避税方案的专业人士,而大多数的小企业则支付不起。这种不公正的合法避税手段使大企业能享受到有害的竞争性优势,而税负则日益从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转移给中产或者底层收入家庭。

我的很多同事对由我们的工作所带来的各种后果的指责并不关心。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小岛之外的世界一点都不感兴趣。除了工作,他们的话题很少偏离当地的流言蜚语、汽车和房子价格这些主题。在工作中,我对那些在离岸信托基金和企业间流出流入的资金来源不予理睬,这些资金很多来自非洲国家。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我们出去参加"周五万岁"的办公室饮酒狂欢会时,我的部门上司桑德拉·毕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对讨论那些事情毫无兴趣,而且从不在乎非洲发生的任何事情。桑德拉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她的生活乐趣集中在敞篷娱乐车和在周末喝得烂醉这些事情上。她憎恨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很枯燥而且日复一日、毫无生气,她仅仅将工作视作迅速致富的途径。很奇怪的是,我喜欢她,我们相处得很好。她的坦白,她对不那么富裕的客户毫不体谅更别说同情的做事方式、对有钱客户恬不知耻的奉承态度都让我目瞪口呆。在很多方面,她对享乐主义的虔诚和完全的自私自利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缩影。就像我的大多数同事,桑德拉从不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其他地方的犯罪和不公正行为联系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希望做这些联系。

反复无常:合法避税的疯狂增长 

"规则不过就是规则,规则是要人来打破的。"这是引自2004年3月《卫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些言辞不是出自一名带着面具不敢露面的反对全球化的激进主义分子之口,而是出自于对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马施云(MooreStephens)的一个企业税务合伙人实行的采访。在评论英国财政预算报告中的税收方案时,他接着说:"不管立法是否适当,会计师和律师总会有隙可乘。"在面临煽动犯罪的指控时,马施云会计师事务所慌忙跟它的这位合伙人的言论划清了界限- -但事实的确如此。多年来,合法避税已暗中损害了国家的税收体制,而且"什么也无法挡住赚钱"这一观点也坚不可摧。

跨国会计和咨询企业毕马威(KPMG)代表了这种傲慢自大的具备颠覆性的态度。该企业税务部门的企业文化于2003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对从该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的企业内部备忘录、电子邮件和其他信件实行披露后被曝光。在毕马威的高级顾问格列格·里奇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他提请企业中主管纳税的负责人吉尔夫·斯坦注意,他说,即使监管者针对企业的高净值客户所使用的税收策略采取行动,从这种策略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超过任何可能的法院罚金。"我们的一般交易,每桩可以收到 30万美元,而最多只会有3?1万美元的损失。"另一份内部文件包含一个警示,说企业如果遵守美国国税局(IRS)关于合法减税的法定要求,毕马威将"不可能在有利税率产品市场中竞争。"这些对合法避税行业文化的披露促使参议院对此实行报告,其中称一个毕马威的高级官员已"有意地、有目的地,而且蓄意地违反联邦合法减税法。"

在支持这些企业文化方面,记者也起了一部分作用。他们写的文章对合法避税不加批判,不考虑它的社会经济影响,他们附和奥威尔关于税收行业执业者的说法,奥威尔将合法避税描述为"有利税率产品"、"减轻税收负担"、"前摄的财产保护"和"税收效率"。在泽西这个离岸区的工作让我明白在逃 漏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离岸金融行业通常都达到了一种协调状态,那就是对其他的腐败和不道德行为比如军火交易熟视无睹,"佣金"被汇入离岸企业的账户以寻求对规模大的合同的保护,而内部交易操作则通过离岸企业的处理掩盖交易者的真实身份。复杂的法律架构和区别离岸管辖区间错综复杂的交易都是为了虚张声势,制造误导调查组的信息,而名义董事和不合作的当地监管机构则与调查者周旋,阻挠调查工作。正如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BritishSeriousFraudOffice)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言:"避税港就跟登记中心一样,我曾看到有些交易,其所有的交易决定都是在伦敦做出的,但却在避税港登记。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对合法调查的阻拦。"

一种"别告诉我,这样我就不知道了"的文化滋生在银行和金融服务产业。很多企业的董事会宣称它们不知道旨在维护它们利益的税收计划是怎样设计出来的,当它们精心构建的离岸机构被披露具备欺骗性质时,它们仍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例如在安然的例子中,该企业利用设在开曼岛的几百个有特殊用途的机构来隐瞒它一直在亏损的资产负债表,首席执行官肯·莱和他的前任杰弗里·斯基林辩称他们对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创设的资金结构一无所知。他们还引证说,那些资金结构都已经获得了律师、银行家和会计师的批准,他们以此来解释自己所持的立场,为自己洗脱罪责。

他们的辩解纯粹是胡说八道。2006年2月,有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的税务负责人向我证实说,董事会给他们税务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避税的功能。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一些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会上,律师和会计师们都殷切地推举安然企业为21世纪的模范企业,首先是因为它有创新的资产经营管理,这种经营管理方式显然意味着可以在很多国家实行详细而积极的合法避税。已公布的安然账户显示在1996~1999年间其净收入为23亿美元,而为了逃避纳税,企业宣布亏损 30亿美元,因此在此期间,企业没有缴纳任何税。其2000年的财务决算报告需纳税收入为31亿美元,但同样是为了税收目的,它宣称亏损为46亿美元。就是这样的创新和企业职能让律师和会计师将之推荐给世界各地企业的董事会,这已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安然的例子充分表明,即使它在法律字面意思所规范的范围内行为,但金融服务的产业文化已经对规章制度、税收体制和民主进程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2003年11月,参议员乔·利伯曼向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递呈词,将这些堕落的价值观归纳为"大批律师和金融会计师缺乏职业道德,一切就是为了帮助他们的客户避税,这样能给他们自己带来丰厚的报酬。"

事实上腐败还涉及更高层次,我们却为何单挑金融和企业团体的刺呢?我们该如何解释民主国家政治领袖们的价值标准呢,他们一方面对他们的国民强制征税,另一方面却建立周详的离岸机构为自己避税?就拿前加拿大财政部长兼总理保罗·马丁来说吧,为了合法避税,他的海运船队注册登记在加勒比海和欧洲的区别避税港。还有前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据说他通过设在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的离岸企业来控制他的电视网络电视五台。前泰国首相他信·西那瓦又怎么样呢?他在2006年1月将他的通信集团西那瓦企业的控制权以19亿美元的免税价格出售,这使得数十万泰国居民上街抗议他所领导的政府腐败。英国的一本私人侦探杂志《天眼》中有一篇题为"你们的政府部门鞭长莫及"的短小精悍的文章,据其报道,西那瓦企业是通过一家英国维京岛企业,合适地说,名称为富财投入企业贱价出售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缴税。英国的工党又是怎样的呢?它从1997年执政以来,多次接受来自持有离岸区账户的知名赞助者的捐款,这些腐败的风气已经成了标准规范。

女王忠心的避税者 

表面上看,对于很多临时的观察员来说,我和我的同事工作的离岸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经济系统相隔甚远,但事实上,离岸银行处于全球化金融体系的中心,这使得企业和被看作是银行圈里高级净值个人(HNWI,或说微型母鸡,"hen-wees")的超级富豪,能够在国内公众和法律当局所管辖不到的地方实行操作。20世纪60年代,当大量的石油美元开始在欧洲积聚起来时,离岸经济系统作为当时的一个显著特征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最显著的是通过放开国际汇率管制来达到金融交易的自由化,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固定汇率制的终结,20世纪80年代对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以及轻点鼠标就能实现资金高效转移的新型通讯技术的涌现。

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进展,离岸避税港的数目从70年代初期的25家上升到2005年的底的72家,金融服务业的扩张规模变化之大可见一斑。很多国家都在准备建立它们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比如,2006年2月,加纳总统约翰·库福尔宣布他的政府意欲争取立法机构的同意,以允许在其首都阿克拉通过与英国巴克莱银行集团组建的合资银行提给离岸金融服务。有趣的是,72家避税港中的35家都与伦敦金融城有关系,它们或者与英国有直接的组织关系,或者是成了英联邦的成员。几乎所有这些避税港都与工业化大国有关,有相当数量的避税港群集在加勒比海、欧洲的外围边界地带、中东和东亚。其中大多数都与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伦敦、纽约和东京有密切联系。

20世纪80年代国际债务危机之后,西方大银行将它们的营销努力转向为世界上大约800万的"微型母鸡"提给"私人"银行服务,在那场危机中,很多的高负债穷国最后都宣布对银行财团的私人贷款不予偿还。私有银行专心于向富人们提给"一站式"金融服务,全球大约有300万亿美元的客户资金由它们经营管理,这可是很大的利润来源,尤其是在低税率和无税环境下经营管理时,更是如此。1995 年在伦敦金融城的一次银行业会议上,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行业的目标就是在10年内将"微型母鸡"们的大多数金融资产都转移到离岸信托基金和企业。例如在拉美,财富高度集中,约30万人拥有大约3?7万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据估计,这些拉美地区的富人中,其整个现金和已列出的证券资产中有超过50%的部分都放在离岸区。有趣的是,世界银行甚至在其2006年的拉美报告中指出,富人们的逃 漏税阻碍了该地区的进展。这导致了一个投入不足、失业和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加剧了贫困、犯罪和极端主义。

关于全球财富经营管理趋势的研究报告认为,离岸金融业在达到其将富有客户的资产转移到离岸区的目的历程中取得了很大进展。2005年发布的一组调查报告显示,大约11?5万亿美元的"微型母鸡"资产位于离岸区,这些资产或是免税或是被课以极低税率。如果对这些资产的收益按30%的平均税率征税,将使政府岁入每年增长2?55亿美元,这足以实施对低收入阶层的大型减税计划,足以为整个联合国千年计划--目标是在10年内将贫困 人口降低一半,提给足够的资金。目前的7800万美元全球援助预算在这一税收损失估算面前已经黯然失色,这种税收损失还不包含由于企业以各种形式 偷税造成的其他损失,或者由于税收竞争给进展中国家造成的不利影响,根据英国援助机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估算,2000年这一损失大约为 500亿美元。

出卖泽西岛 

泽西以及其他类似的避税港,都提给了将管制与放任、合法与非法联系在一起的离岸 界面。表面上看,这些离岸银行是在模仿国内的银行体系,但是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也就意味着这些离岸企业没有经过审计,从而也就无从得知到底是谁拥有这些企业,谁会从离岸信托机构中受益,它们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这些隐秘性为犯罪和腐败提给了理想土壤,使这些勾当不那么容易被主流经济组织察觉。离岸企业并不是利用避税港来增加它们行为的经济价值,而更多的是利用它从事节省成本的"搭便车"行为,或者是从事金融欺诈。避税港的工作包含参与到一个充满欺诈、腐败、洗钱、逃漏税、军火交易、黑手党敲诈勒索、内部交易和其他形式的市场扭曲行为中,这些行为搅乱了真正的企业和财富创造的正常秩序。被私人侦探杂志《天眼》描述成"腐败小岛"的泽西岛,因参与欺诈行为,几乎不可避免地获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这则伦敦金融城的"泽西或者监狱"的笑话将其概括得淋漓尽致,这个笑话同样适用于任何在税收事务中顶风逆行的人。

慢慢地,我对我的工作感到了厌烦,而且对合法避税行业也感到困惑不安,于是我放弃了在信托企业的工作,在泽西岛政府申请了一个经济顾问的职位。1987年我被任命就职。

泽西政府,因其具备封建性质的正式名称"泽西州"而为世人所知。它不像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那样拥有一个政府和一个反对党,泽西没有任何政党体系。立法者财力有限,而且缺乏足够的研究人员和助手帮助他们对经理们的政策实行详细调查。地方政治行为也掌握在私产所有者和企业主手中。首席法官和政府首脑(立法机构)都与该岛的司法官有关联,而司法官是由英国国王指派的,这意味着立法和司法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和区别。泽西唯一一家报纸--《泽西晚间邮报》,很多年来都是由岛上的最高层政治家掌控。泽西没有大学、研究中心或者智囊团。大约四分之一的适龄 人口直接被岛上的离岸金融中心雇佣,其他大多数居民则靠经济体自身循环历程中的收入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就没有多大机会对政策制定者们都在忙什么实行长期持续的严格调查解析。一个民主政体所需具备的检查和平衡机制的缺失给不当行为和腐败创造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特别是像泽西这样有着深厚因循守旧思想和隐秘性的小岛。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将泽西政体准确地描述为:"泽西……由一个团体在经营管理,尽管这些人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主力,但他们大多数是小企业主和农民,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经营管理着一个涉及上万亿美元的全球范围的产业,大体说来……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能力。"

当我1987年就职时,泽西的银行和金融经营管理体制缺乏有经验的职员,而且受到政治控制。当时仅仅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些规章措施,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只能用来装饰门面。本来政府规范这些规章措施是必须贯彻实施的,但泽西缺乏有效执行这些措施的经营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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