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是指根据这一指数由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Scott R． Baker、Nicholas Bloom和Steven J．Davis三位学者编制，紧要用来反映世界各大经济体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

他们的研究表明，EPU指数与实际宏观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和就业率）有显著的反向关系，甚至对权益市场（如S&P500）的大幅波动也有解释作用。

第一部分是新闻指数（News Index），即通过统计美国10家大型报社中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关的文章数目来衡量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第二部分是税法法条失效指数（Tax Expiration Index），即通过统计每年失效的税法法条数目来衡量税法变动的不确定性。第三部分是经济预测差值指数（Economic Forecaster Disagreement Index），具体又分为CPI预测差值（CPI Disagreement）和联邦/地方州政府支出预测差值（Federal/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Disagreement），即通过考察区别预测机构对重要经济指标的预测差异来衡量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EPU总指数（Overall Index）是上述四个子指数的加权总和，即1/2的新闻指数、1/6的税法法条失效指数、1/6的CPI预测差值和1/6的联邦/地方州政府支出预测差值。

欧洲和中国的EPU指数仅指综合指数的第一部分，即新闻指数，所以称作News-Based EPU。具体来说，选取欧洲和中国的大型报社，通过搜索关键词‘uncertain/uncertainty’， ‘economic/economy’，‘policy’、‘tax’、‘spending’、‘regulation’、‘central bank’、‘budget’和‘deficit’等筛选出与经济政策不确定相关的文章，在实行统计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指数。虽然仅是新闻指数，但Scott R． Baker等人指出，News-Based EPU仍然具备代表性，因为其与综合指数具备很强的相关性。

Baker等人构建了12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这些指数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引用。

图一：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他们构建的中国的指数在2008年以后出现了几个峰值（图一）。第一次是2008年到2009年，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逐渐凸显，政府不得不出台若干应对措施政策，但刺激性政策转化为通胀压力，进一步的刺激空间有限，中国面临政策选择的双重困难。第二次波动出现在2012年前后，一方面是政府换届，领导班子与执政风格出现了一些变化，另一方面欧债危机达到高潮，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传导到了我国经济内部。第三次波动出现在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了25年以来的最低值。另外，股市与汇市的波动也强化了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图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与国企、民企杠杆率变化

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解释上市企业杠杆率的变化（图二）。从量化解析中获得了三个清晰、稳健的结论。第一，自2009年以来国企、民企杠杆率的分化，至少有40%是可以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解释的。第二，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会持续很长时间，在至少三年之后影响仍然存在。第三，在金融抑制严重的地方，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杠杆率的分化。

政策不确定性对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企业杠杆率下降。同时，政策不确定性与国企虚拟变量之间的交叉项对于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且参数的绝对值超过了政策不确定性变量的参数的绝对值。也就是说，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国企的杠杆率上升、非国企的杠杆率下降。

研究表明，EPU指数与经济增长指标（GDP、PMI、工业增加值）有负相关关系；欧美EPU指数之差与美元指数有正相关关系且领先美元指数1~2个月；中国EPU指数与债市正相关，与股市负相关。

EPU指数与经济增长指标有负相关关系

美、欧的EPU指数与实际GDP季调环比折年率和PMI指数均存在反向关系，EPU指数的阶段性顶/底部拐点往往对应着实际GDP环比和PMI指数的阶段性底/顶部拐点。比如，美国2009年1月的银行业危机和2011年7月的债务上限之争，欧元区2003年2月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和2008年11月的欧盟刺激，EPU指数的阶段顶部均与实际GDP环比的阶段底部相对应。

中国的EPU指数和经济增长指标（包含GDP当季同比、PMI指数和工业增加值）也存在负相关关系。2000年以来，几次显著的拐点包含：2000年10月的中国加入WTO、2002年8月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冲击、2003年2月的通货紧缩和财政赤字、2004年4月的中美加息、2008年8月的通胀压力和出口放缓、2012年10月的十八大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