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产社会化理论是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时代出产力的理论概括，马克思根据19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进展的实际历史状况和紧要趋势，把出产社会化紧要理解为出产集中化和大型化，并认为出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出产资料私有制相矛盾，进而提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结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出现了出产集中化和分散化、资本和企业规模大型化和小型化同时并存的二重化现象和趋势，提出了必须重新认识和进展马克思的出产社会化理论的重大课题。

在马克思（包含恩格斯）的理论中，“出产社会化”是用来表达资本主义出产力的紧要特征的范畴。“出产的社会化”是与“出产个人化”、“出产分散化”相对立的，出产社会化在出产规模上造成的结果和紧要特征就是出产的集中化、大型化，因而它又是与“出产小型化”相对立。实际上，马克思紧要是在出产集中化和大型化这一含义上来运用出产社会化这一范畴的，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规模进展的理论中得到证实。马克思确认资本主义出产力进展的紧要的、区别于以前一切社会出产的特征，就在于出产的社会化及其进展，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和大工业的进展，这是一个出产社会化不断进展的历程。出产的社会化，同出产分散化和小型化相比，具备很多优越性，它不仅是出产力进展的结果，而且也是出产力进展的紧要途径。资产阶级正是依靠出产社会化来战胜小出产的。在出产社会化的历程中，单个资本的规模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而得以扩大，资本主义的进展，也就是出产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历程。恩格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依据，在《反杜林论》中对出产社会化从出产资料、劳动历程、劳动产品等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明确地表达了出产的社会化就是出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的观点。

但是，马克思基于机器和大工业的建立，对出产社会化的进展趋势实行总结时，似乎过于强调了出产的一体化进展趋势，而忽略了他自己曾经论述分工时所提出的正确理论，从而忽略了对出产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和约束条件的具体解析，似乎任何出产的一体化进展都是可以不受限制的、无条件的，以至于资本集中的程度可以达到超地区、超部门，从而达到整个国家的水平。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都把这一点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了出产社会化的进展已经达到了同资本主义出产方式这一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的结论。马克思指出过：“出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恩格斯指出：“新的出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出产部门和一切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出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出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出产和企业进展的实际历史表明，出产一体化和企业大型化既不是无条件的、没有限度的，也不是直线式进展的，更不是一切出产进展的必然趋势。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出产社会化等同于出产一体化、出产集中化和企业大型化，更不能把出产集中化和大型化等同于出产力的进展，而把出产分散化和小型化等同于出产力的落后，与此相关，也不能把出产一体化、集中化和大型化看作一切出产的必然的进展趋势。为了说明这些关系，有必要对出产社会化这一核心范畴实行新的探讨。

“出产社会化”的完整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出产社会化”指的是出产进展的一种动态，即从“非社会的”变成“社会的”历程。那么“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又是指什么意思呢？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是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也是与个人相对立的概念，无论是哪一层含义，都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社会化”就是指由自然的变成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由个人的变成非个人的，即集体的、人类共同的。

就与自然相对立的含义来说，人作为自然体本身是属于自然的，因此，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东西，不可能是作为个体的人本身，而是这种个体以外的东西，即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部分仍然是自然的、与动物相同的或相似的关系，例如血缘关系（其实，当我们说人的关系的自然性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了，某些动物也具备特定的社会性，例如蚂蚁）。而大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人类所特有的，例如出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等。从与自然相对立的含义上来说，所谓“社会化”指的就是从自然的变成人类所特有的，人类正是通过出产使自己越来越远离动物界和动物性。人类出产从原始的采集业、狩猎业、渔业进展到农业和养殖业、家庭手工业，这本身就是一个从自然到真正的人类社会的进展历程，正是通过出产的这种进展，人类越来越脱离动物界，人类文明越来越取得自己独特的性质。就已经是人类社会的出产来说，也存在一个进展水平问题，一般来说，越是落后的出产，出产受到自然的制约越大，出产的“自然性”越强。也正是由于出产的不发达往往造成了产品交换的不发达，所以，马克思把缺少分工和产品交换的经济形态叫做“自然经济”，这里的“自然”，不是指出产具备与动物获取食物一样的性质（即不使用制造出来的工具），而是指在这种出产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少，即出产的社会性少。一般来说，产品交换的程度越高，表明出产的社会性也就越强，而出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商品交换也就越发达。

马克思把由社会分工所造成的劳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的矛盾，理解为商品出产产生的原因。正是通过交换，私人劳动转化成为社会劳动。因此，一切出产商品的劳动本身都具备潜在的、间接的社会性，因为一开始这些劳动就不是为出产者自己出产产品的劳动，而是为别人、为社会出产商品的劳动，但是只有通过交换，出产商品的劳动所具备的潜在的、间接的社会性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社会性。交换的历程，也就是出产商品的私人劳动“社会化”得以最终完成的历程，但这并不是说出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是由交换本身所产生、所决定的。一切商品的出产，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出产，但它们必须通过“交换”这一“炼狱”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的出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产的社会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是一切商品出产所共有的特征。出产越是“社会化”，商品交换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在一切商品出产中，都存在潜在的社会劳动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劳动的问题。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的使用价值时，明确地指出：“要出产商品，他不仅要出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出产使用价值，即出产社会的使用价值。”马克思甚至直接把分工同“出产的社会性”看作一回事，他认为分工的进展就是出产的社会性的进展。他指出：“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也就是同出产的社会性按同一程度进展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出产社会化”范畴本来具备二重含义，即一方面指出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另一方面指出产的相互依存关系。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析资本主义矛盾时所使用的“出产社会化”这一范畴，却专门指的是出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马克思恩格斯都把“社会化出产”看作资本主义出产的紧要特点，并且认为它与资本主义出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是矛盾的，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个问题实行了更加详细而明确的论述。恩格斯从出产资料的社会化、出产历程的社会化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化等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出产社会化的特征，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化的出产”明白无疑地就是指资本的集中化、出产资料和出产历程的集中化以及产品是许多人协作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化出产与资本主义出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今天，当结合100多年来资本主义进展的历史和当代现实，重新反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出产社会化的理论时，可以认为，把出产社会化即集中化和大型化当作资本主义出产区别于以前的小出产的紧要特征是正确的；认为某些出产的集中可以进展到垄断的程度，也是被证明了的。但是，把出产社会化仅仅理解为出产集中化和大型化，并且认为出产集中化和大型化是出产力进展的唯一形式，并紧要根据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却是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的。

实际上，资本主义出产力进展即出产社会化的进展具备两种区别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出产集中化、一体化、大型化，另一种是社会分工的进展。出产力集中化也就是协作劳动的规模扩大化以及企业规模的扩大；社会分工的进展也就是出产历程和环节的分化、协作内容的简化以及企业规模的小型化。出产集中化和社会分工的进展实际上是出产社会化的二重表现和形式。

在社会出产进展中，出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同社会分工的进展是不矛盾的，都是出产力进展的形式。通过集中化，提高劳动的社会出产力（集体力量）和规模效益；通过社会分工，实现专业化，提高劳动的个别出产力和专业出产水平（一切分工都具备的优越性）。

无论出产集中和资本集中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它在内容和结果上总是表现为三种：第一种是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集中和垄断（紧要是横向一体化），美国的微软企业、Intel企业都是这种典型代表，而且这种形式的集中和垄断是集中和垄断的紧要形式；第二种是以一定的社会分工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分工为特点的集中（紧要是纵向一体化）。第三种就是二战以后出现的所谓跨行业、跨部门的“混合联合”，这是一种混合一体化。

正是通过这些区别形式的一体化，使企业规模得以扩大。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实行技术开发和创新，有利于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资产总量的增大，有利于实现资产形式的多样化，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应付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状况下，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把相对较大的资本投入到技术开发和广告宣传上去。统计表明，企业投入R&D上的资本数量，与企业的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越大越有可能实行独立研究和开发，中小企业一般无力从事R&D行为。另外，企业的广告投入，对于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提高知名度和“无形资产”，从而增强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具备重要意义。一般来说，在广告宣传上，大企业占有明显的优势。企业的进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广告本身，但是，在社会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已经十分丰富的条件下，如何通过成功的广告宣传来有效地向消费者传达企业及其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并吸引消费者，就成为企业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条件。经验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对广告宣传实行资本投入，因为在广告费占营业额或成本总额的比例一定的状况下，资本总额从而营业总额或成本总额越大，能够用于广告宣传上的费用总额就越大。

社会分工的进展具备两种区别的形式和结果。一种是从集中化的出产中产生社会分工，即企业内部的分工转化为社会分工、企业之间的分工，这里存在双重的结果，一方面，一部分出产从原有的企业内部分离出来了，由另外一些独立的企业来承担，因此原来的企业在出产内容上变小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原有企业的出产专业化加强了，为出产规模的扩大和集中的进展创造了条件，企业可能变得更大了，对于经营从原来一个企业内部分离出来的项目的企业来说也是如此。社会分工进展的另一种形式是在现有出产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分工关系，即创造原来没有的出产，这一点在当代科技革命的进展历程中表现最为突出，一系列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建立，利用新的技术发明，出产和提给以往并不存在的新产品和服务。

企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使企业之间出产的产品差别化程度提高，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直接竞争强度。对于社会出产来说，如果说社会需求的变化和进展是没有极限的，那么，专业化的进展同样也应该是没有极限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本身就是进展出产力的最有效的形式。

总之，出产的一体化和社会分工及专业化的进展，都是出产力进展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这里存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出产集中和一体化不能把全部社会分工关系都转化成企业内部的分工关系？是什么因素在阻碍着这一点的实现呢？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一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企业内部的分工还会转化为社会分工关系，从而出现出产分散化和企业专业化呢？为什么在出产的集中化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垄断的状况下，在它的旁边还会产生中小企业呢？

应该说马克思关于企业和市场的理论中本来也包含着对这些问题的辩证解答。只是由于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特定目的和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使他更侧重于回答了与此相反的问题，即为什么必然会出现出产集中化和一体化的巨大的甚至无限的进展。

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完整的理论解析来看，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关系和市场关系的解析批判都是二重的，既解析了它们对于出产力进展的促进作用，也解析了它们对于出产力进展的阻碍作用。

就企业内部来说，一方面，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工人的劳动不是自由自主的劳动，劳动同工人之间是一种异化关系，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是，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出产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它避免了市场关系中的盲目性，“专制”的经营管理形式也有利于减少市场关系中的“交易费用”。但资本家建立企业的根本原因则是因为他只有雇用足够的劳动力，他才能获得起码的剩余价值，无论对于出产企业还是非出产企业都是如此。在一定限度内，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与他的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成正比，这正是资本集中、资本家的企业大型化的根本动力所在。因此，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对于出产力进展的作用是二重的。这正是影响企业规模变动的最深刻原因之一。没有这种二重性，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和进展，以及资本主义企业的最终被更高级的劳动组织所代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只看到其中的一方面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对市场关系的解析同样是二重的。一方面，市场关系作为社会分工的结果和体现，实现了专业出产和经营，在促进出产上具备一切分工所具备的优越性，马克思对于各种具体的资本形式为什么会产生的解析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市场关系中的竞争规律，作为“强制性的”规律作用于每一个市场主体，正是通过市场竞争，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欲望驱使下，通过每一个个别资本家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出产力，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出产力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市场竞争的盲目性，会经常使社会出产所需要的内在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从而造成资源和劳动的巨大浪费。市场关系的二重性同样是影响企业规模和市场关系变动的另一个最深刻的原因。没有这种二重性，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展，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终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代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样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只看到其中的一方面也是不正确的。

既然资本主义企业和市场对于出产力的作用都是二重的，因此，它们实际上是互补的，都是出产力的历史的组织形式，从而，企业关系和市场关系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但是，对这种转换不能仅仅从出产力这个方面来解释，而必须结合资本主义特有的出产关系来说明。

马克思只是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出发来说明出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但是，马克思似乎过分强调了出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对于资本家的有利性，而忽略了企业内部存在的劳资矛盾对于企业规模扩张的巨大抑制作用，也忽略了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关系对于出产力进展的促进作用。马克思自己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二重性的理论表明，正是劳资之间的对抗关系，使资本家对于工人的经营管理随着资本规模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困难。经理阶层的出现，并没有消除劳资关系的对抗性，从而也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由此而产生的经营管理上的深刻矛盾。（当代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兴起，正是这一现实的反映）

如果说每一个资本家都有资本、利润和企业最大化的主观愿望，都有独霸社会出产的欲望，但是这一点是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资本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必然受到这种扩大本身所产生的经营管理上的限制，也会受到市场竞争作用的抵消。另外，科技革命所造成的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多变性，也给众多中小企业的创立和进展提给了机会，这同样是对集中化和大型化的某种抵消。

总之，作为出产社会化的二重表现，同样是出产力进展的组织形式，出产集中化和大型化同出产分散化和小型化是同时并存并且相互转化的，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产力进展的必然趋势。正是出产社会化的二重性及其相互转化，影响了出产规模、企业规模的变动，以及市场组织状况的深刻基础。可以预言，在资本主义出产方式内，出产社会化仍将沿着二重化的方向得到进一步的进展，出产及企业大型化和小型化并存进展的格局仍将得到进一步的进展。那种认为“小的就是美好的”，“企业规模越大越好”的观念显然都是片面的。

最后要指出，正是马克思曾经在理论上所预言的出产和资本集中化受到了出产和资本分散化的一定程度的抵消，从而资本主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也同样由于这一原因，马克思基于消灭社会分工而提出的商品出产消亡论以及其他的有关理论，也是需要重新研究的。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行为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行为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行为。人则使自己的生命行为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备有意识的行为，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范性。有意识的生命行为把人同动物的生命行为直接区别开来。正是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于他自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行为才是自由的行为。”同动物相比，人的优势在于人的意识。人的这种能力不是天生具备，只是在社会中，人才能从他人那里获得认识世界的手段和资源，“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看来，个体的存在就是社会关系的存在，“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的、现实的关系。”在现实性上，人的本性、特性、本质统一于人的个体，他们都体现为生命的现实规范性，表现在具体的生命行为中，这种行为既是自身的生命物质运动，也是对象化中的劳动。在生命运动中，它们相互联系，互为条件。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论述表明，人性源于人类生命存在方式的物质规范性，属于自然必然性，是生命的物质基础，这种基础地位的确立不仅在于人的生命运动的能量需求，同时也是自我认识的需要；人的本质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属于客观现实性，形成和进展于劳动历程和对象历程中；而人的特性是连接本质与本性的中介。一方面它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生命存在方式的物质规范性：另一方面它的进展状况决定着人们现实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据此，马克思判断，“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以劳动为手段的，劳动不仅能够为自身的生命行为提给物质条件，也是在对象化中认识自身的历程，“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历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出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出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维持生命行为不是劳动的最终目的，以生命行为为基础，在对象化历程中丰富和进展自己的类特性，在现实的类生活中进展自身，是生命存在的目的。这种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历程本身，更在于在历程中的规律把握，因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实行出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人类的劳动方式承载着劳动和意识的内容，这在两方面规范了真正意义上的出产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1)出产的社会化安排；(2)出产者的社会化水平。单纯强调某一点都无法体现出出产社会化的本来意义。从前者来说，合理的制度规范对于出产社会化的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后者而言，则是出产社会化能否真正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人的社会化水平得到实现，公有制才会真正体现出它自身的制度优势。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一历程的实现，表现上述两方面内容的互动和平衡。过分强调后者，忽视前者，容易让人的社会化进程偏执于经济的不断进展，无法真正实现人的社会化：过分强调前者，则忽视了人的社会化水平才是出产社会化实现的根本依据，这不仅误解马克思出产社会化的本意，更严重的是，这种做法及大地阻碍了出产社会化的历史进程。